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问题——与王伟就中国当代文学“向外转”商榷

王伟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2期撰文《再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外转"》(以下简称"王文"),就我对张光芒发表在《文艺争鸣》2012年第2期上《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以下简称"张文")商榷问题进行了反驳,认为我对张文存在着误读和扭曲。通读全文,笔者认为王文在文学理解上存在着诸多"非文学性"的认识,主要表现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建构等问题上,从而对我所主张的"个体化世界建构"观点充满了误解。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现代性预案:一种当代文学史的阐释空间——评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可谓是开篇明义:面对一种隐忧,建构一种预案。他在2009年推出的这本当代文学史,带有总结自己近年来研究成果的色彩,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将之前的文学批评导向历史化之路的意图。他说:历史并不是因为久远才使我们的理解具有特权,当代人对当代史的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第二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暨“中国新批评家文丛”首发式在京举行

2013年1月16日,由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李遇春（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忠秧（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副院长）、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国内新锐批评家与学者联合发起,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中国新文学学会、昆仑出版社、《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举办,由《当代文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协办的第二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暨“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首发式在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举行。     

中国式“简·爱”——静秋

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塑造了一个自尊、自强、自爱的女性形象,并使简·爱以其独特的性格魅力屹立于西方文学史。而一百多年后,在中国的文坛上,作家艾米写的《山楂树之恋》,让人们在体味那纯美爱情的同时,也记住了静秋这样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她弱小却坚毅要强的秉性,她美丽、自尊、自强、自爱的品性,就像寒风中的腊梅,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傲然绽放她如美丽花朵般的魅力。使其成为中国式的“简·爱”,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综述

2009年12月24日上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2009届年会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讲演厅召开.来自四川省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年会主题"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展开了讨论.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经典性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基石的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开展阅读活动.当今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过程中的“选辑”、“论述”和“改编”环节的大众参与性越来越明显.文学经典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阅读,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经典解码:一是综合运用传统解码方法;二是重视文学本体的解码;三是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经典解读.     

作为“方法”的“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新诗——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系列和《中国新诗总系》为例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针对这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有各种不同的分期法。通过比较《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系列和《中国新诗总系》可以看出,不同的分期背后有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即文学是有机进化的、朝向"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的存在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此被建构为指向"文学的现代化"的一整套叙事,这是以"世界文学"作为方法观照下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脉络的建构。在这一视域下,当代五十年(即1949—2000)的新诗发展,尽管有不同分期但彼此并不冲突,"文学的现代化"诉求在这五十年中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分期的不同只表明这一主题的阶段性演变程度。     

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

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韩少功创作四十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召开

2018年11月2—4日,“韩少功创作四十年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理工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理工学院与中共汨罗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由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院韩少功研究所、汨罗市委宣传部承办,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台湾交通大学、花城杂志社、天涯杂志社、南方文坛等的六十多名当代文学知名专家、教授,以及湖南本土的当代文学界名士共一百多人齐聚一堂,围绕韩少功文学创作、寻根文学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进行了深入交流。     

当代文艺创新:讲述“历史的”与“中国的”故事简

伴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激烈转型,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在不断求索,与时代保持共振。创新,不仅是社会、时代对于文学的期盼,也是文学的自律性要求,是文学与自身传统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