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论张翰《周小史》的诗史意义——以同性恋和宫体诗为线索

学界多以阮籍《咏怀》之十二为中国古代第一首抒写同性恋的诗歌,但阮籍此诗另有寄托,其用心根本不在龙阳之好。晋人张翰《周小史》才是诗史上歌咏该题材的首创。这首诗与盛行于梁陈之时的宫体诗有很深的渊源,其娈童题材及女性化描写对宫体诗中同类作品具有范式意义,折射出中国古代男性文人独特的性文化心理和男权话语的本质;而它对人的物化玩赏心态及铺陈描写方式也成为宫体诗的先导。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文学论略

福州通贤龚氏家族是一个以科举、藏书显赫一时,被后人尊称为循良世家、藏书世家的文化家族.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观其现存作品,通贤龚氏文学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亦呈现出它的鲜明个性.     

论清代京江张氏家族文化及其文学

以张玉书为代表的张氏家族是清代镇江地区的文化望族,该家族科举鼎盛,家族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具有经世之才,勤政爱民,忠贞节义,这与张氏家族重视教育有关,张氏也因此形成了以科举文化、经世思想与史学传统为特征的家族文化;张氏家族人文荟萃,文学创作丰富、形式多样,宗尚唐音是张氏的诗学传统,吟诗结社是张氏家族的风雅方式,张氏家族中女性文人更增添了文化家族的风流儒雅。     

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西汉长安刘氏家族堪称文学家族。从刘交开始,该家族即以《诗》传家、重视教育,培养了刘辟强、刘德、刘向、刘歆等颇善文辞之士。其中,刘向在诗歌、辞赋、小说、散文及文学理论、文学总集的编纂等方面成就卓然,堪称大家;而刘歆在辞赋题材的拓展、散文的个性化及文学文献的整理等方面的贡献也较为突出。     

也谈运用回归分析预测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

多重共线性是经济计量模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解释变量问题,它严重影响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本文结合[1]中的原始数据指出共线性对最小二乘估计的影响及解决办法。这对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数据分析具有指导性意义。     

论文学的多重特质与多元属性

关于文学的界定及其本质的阐释,取决于文学自身的特质和发展变化的现实,而不是主观的臆想。人们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嬗变和超越的过程。只有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着眼于不同的视角,对文学自身进行全面考察、观照,才能认清其所具有的多重本质特征与多元属性。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塑造想象性形象,以纯意识形式传达生命精神,通过心觉实现沟通的一种审美文化形态。它具有诗艺性、审美性、情感性、想象性、虚构性、意识形态性等多种属性。     

认同与回归──再论《呼啸山庄》

埃米莉《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恨及表现方式历来是论家的焦点。文章从认同的角度对男主人公弃儿身分的改变、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离异以及作者本人对＂自我＂的认知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人被认同（社会化，符号化）是人的和男女主人公的社会必然性的主题。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银钩铁勒 真朴自然——读张宗子小品文

从万历至明亡,先后出现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小品文大家,士大夫“文以载道”的文道传统不再独揽乾坤,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创作拓展了新的境界。以博雅谐趣、世俗人情、短小隽永的小品文,更为接近日常生活情感,深得人们的喜爱。     

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

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广泛,影响深远,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钱穆与张舜徽汉代经学研究之比较

钱穆、张舜徽二人,均被当今学界视为”通人之学”的国学大师,两人于经学之研治,亦皆在汉代经学上有专门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二者汉代经学研究的比较,可窥见其各自治学方法、旨趣的异同,从而更好地解读两家经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思想。     

精神分析视野中的张生形象

人们对《莺莺传》中张生的形象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然而却很少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行探讨。张生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实源于人性的嬗变。在他身上体现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较量与挣扎,他的变化正是这三种力量冲突的结果。崔、张二人的悲剧实源于此,张生似乎也就成了人性的隐喻。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论汉代妇女积极的婚姻态度

汉代妇女对待婚姻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它们表现在:富女嫁贫男;大多数妇女比较尚贤,且坚持婚姻自主;面对不幸的婚姻,汉代妇女能选择改嫁或再嫁,继续积极地生活;对于比较清贫的婚姻生活,始终对爱情忠贞,与夫相随,同甘共苦。汉代妇女这种积极的婚姻态度源于汉代妇女的地位比较高,与后世相比,她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     

《张中丞传后叙》文体辨析

针对学术界关于韩愈散文《张中丞传后叙》文体的5种看法,分析论证了《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不应属于碑志祭文、传记文或跋,归于序跋类文章也过于笼统。通过与韩文中跋文的比较研究,确认《张中丞传后叙》的文体应该是序。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