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共对“皖南事变”采取的斗争策略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我党为了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得以维持,而又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在斗争策略方面,我党主要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策略;实行了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论析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严重的突发事件处理当否,将直接关系分裂内战或团结抗战的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事关重大.中国共产党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最终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卓越能力,表明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围绕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斗争

从一九四○年十月起,国民党反动派配合日寇的诱降阴谋,由蒋介石直接出面,疯狂地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党采取“尖锐对立的态度”,并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战斗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直接参与党中央的决策,而且领导和团结了国统区的抗日力量.同顽固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仅就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前后,我党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同国民党展开的一场尖锐斗争,作一简要述评,诚望党史界的同志指正.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简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全国人民参加和支持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解放战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推动,才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地抗日战争,并粉碎了国民党的分裂反共阴谋,坚持了持久抗战,维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发动和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中江西占了六个。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二是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是打退了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四是指引新四军获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周恩来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卓越贡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迟滞了顽固派反共的步伐;在"皓电"发表后,及时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具体建议;皖南事变后,领导南方局积极争取国内外舆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中共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银杏,我们赞美你——重读郭老散文《银杏》

《银杏》写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大波大澜的年代.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明目张胆地奉行“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政策,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皖南事变”,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投入血泊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肩负着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团结一切进步的爱国力量,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给国民党反动派媚日反共的倾向以沉重的打击,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     

我对评价《腐蚀》的一点看法

《腐蚀》写于一九四一年初夏,是茅盾创作中最及时反映时代面貌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一日记体小说,通过一个参加特务组织女青年赵惠明五十二天五十七则日记,反映了一九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国民党政府统治下“陪都”的鬼域世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腐蚀》以第二次反共高潮为背景,主要写了赵惠明在特务组织中被腐蚀的心灵。同时通过女主角赵惠明的生活感受,写出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明讲抗战暗谋投降的反动本质。蒋、日、伪特务明来暗往,随时     

从我党“逼蒋”、“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抗日救国、团结御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宗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开创全民族抗战新局面、保证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实施,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关系特殊形式的运作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通过两党遇事磋商谈判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得以坚持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一特殊合作形式的运作，经历了“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的过程，呈现出波浪式运行、内部充满着矛盾、不平衡性等特点。深入探讨国共关系这一特殊形式的运作及其特点，认真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有益于以“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略述抗战初期的全民抗战

在抗战整个过程中,最能集中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全民抗战的时期,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的抗战初期。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日军的进攻采取避战,逃战;而在芦沟桥事变至武汉失守这一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个时期的全民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宋庆龄同志所指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全民血战的历史,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全民抗战史并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尽快地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一定的意义。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过对抗战相持阶段时局的分析、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活动的声讨、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的揭露、对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评,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用事实说话、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发挥以史鉴今作用,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特点。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中华报》四开三日刊的版面容量和出版周期,难以满足中国共产党抗战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刺激了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中国共产党亟需一份强有力的党报抵御敌对宣传,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力量,以利抗战。内忧外患之际,《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有义务担当党报重任,通过公布中共中央重要指示,发表抗战纪念宣言;改进战地通讯、歌颂抗日英雄、表彰抗日战绩;刊发专文,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底气等,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拥护,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党报的战斗力,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赢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恢复和发展

1941年1月7日至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时,遭8万多国民党军合围聚歼,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成为俘虏,副军长项英突围中被叛徒袭击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然而"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获得新生,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民主党派对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一) 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神圣的全民族抗战的兴起,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真诚倡导者和积极组织者、维护者。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后在开展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方面,在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方面和推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经过谈判,使蒋介石被迫接收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台柱子。这是早已为人们所公     

周恩来与“逼蒋抗日”方针

“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党由“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周恩来为这一方针的制定和实现，殚精竭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六十周年及香港回归之际，缅怀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团结和统一，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周恩来是“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之一我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周恩来为此做了…     

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密切关系，其中美国单方面援助蒋介石在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由此推论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起初，美国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曾经不加干预，但是当皖南事变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危及到它的战略计划和远东政策时，它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就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予以制止。美国单方面授蒋促成内战爆发和美国反对内战的矛盾，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毛泽东与平江惨案的善后

平江惨案的善后事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稳固存在,也考验着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高度关注平江惨案,并从政治的高度加以剖析,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应对,主导了事件的善后,使善后工作有序推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性反共事件的能力,为日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通过事件的善后强化了全党对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危害及其顽固性的认知,为加强党的建设凝聚了共识,指明了方向。     

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四十年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所取得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二次国共合作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实践证明,国共合作抗日,对于抗战的发动、坚持直至胜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