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秦代内史辖县新考

近20年来陆续公布的秦封泥、简牍等资料,为探讨战国至秦代的县级政区沿革问题提供了必要条件。文章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表格的形式对战国、秦代内史所辖的县目进行详细梳理,尽可能地廓清战国、秦代内史辖区内县级区划单位的沿革情况。出土文字资料表明,能够确认的战国、秦代内史的辖县有35个,传世史书记载属于内史辖县的有3个,另有11个县级资料尚有争议;这些县设置的时间早晚不一,战国、秦内史辖县的设置、数目存在着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十六世纪蒙古土默特万户十二部考

我在研究十六世纪蒙古史当中,发现某些史料在记述蒙古右翼三万户方面,存在混淆不清的现象。有的把蒙古右翼归结为;鄂尔多斯(Ords)、土默特(Tǔmed)和永谢布(Yǔngshiyebǔ)三万户。某些史料几乎没有提及达延汗(Dayan Khan)最初分封的右翼三万户之满官嗔(Monggholchin)。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除鄂尔多斯、永谢布而外,满官嗔与土默特究竟哪一个是正统的万户?哪一个是后来成为著名的右翼三万户之一?日本学者森川哲雄认为,满官嗔即“土默特的别称”,和田清认为十二土默特,“可能是分为左右翼的结果”。森川哲雄认为“土默特十二鄂托克(Otak)不清楚的地方尚多”,等等。本文仅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外学者。     

秦代政治思想简论

<正> 关于秦代的政治思想,是治史者每每触及而未深究的问题,或泛言曰法家独裁,或毁之为"没有理论的时代".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秦统一前后的政治思想概况作一考察,并兼论它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     

“北嚮(向)户”再考

秦代的“北向户”,人们历来认为在后来的象郡、汉代的日南郡,或者泛指岭南地区,而1979年版《中国史稿地图集》却把它标在岭北湘粤界。两说孰是孰非?本文拟谈一些粗浅看法。 “北向户”一词,出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文告中:(甲)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灭六国后在概述它的疆域时说,“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乙)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文又说,“六合之     

秦代金钱兑换率蠡测

因传世文献资料的缺乏,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长期以来未有明确的说法;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通过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等,就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等问题进行分析,可初步推测出秦代黄金与钱币的兑换率基本上是1:5000,即一斤黄金兑换5000枚标准"半两"钱币。     

秦代工商法律研究

本文在深入研究秦代的原始法律资料──《睡虎地秦墓竹简》及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秦帝国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作者认为，秦代对经济的干预和合理是十分广泛、细致和深入的，这是秦继承战国以来的国家主义思潮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从内容上看，律文严峻、精确，在许多方面有着详细的数量上的规定，这在古代法律史上是罕见的。秦代对有关违反工商经济法律的违法行为一般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较少使用刑罚，这又与秦政治法律上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有所不同。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秦代宗教之历程——原始帝神在秦代的复归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殷商帝神崇拜的热潮渐次销寂以后,周代文化中人的主题作为历史的淀积与哲学化的产物,经两周特别是战国社会的动荡筛选以后,已日趋明朗。所谓人的主题,自然与欧洲人文时代的人的主题扦格不入。这是一种在礼制规定下以牺牲人的本性为代价而产生的特殊人——祖。姬周代商,神、祖随之易替。原始宗教的内容也由对超自然的信仰对象转而变成超部族血缘界限的信仰对象。周亡秦兴,合理的逻辑进程应是这种畸形变种的人文主题——祖先崇拜在秦宗教中进一步深化弘扬。但是没有,即便在周、秦代际叠合的百余年间也没有!相反,在秦获得独立的国格以后,虽然正处于六国以祭祀祖先为主     

“秦代文学”漫议

同几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朋友谈起“秦代文学”,大家都有几分感慨。秦代前后十五年,民歌肯定是有的,但早已为历史所泯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载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真实地反映了秦时徭役之重,确是当时人民的血泪控诉;但这样整齐的五言诗,恐怕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后人加工改定的作品,因为按五言诗发展的历史规律考查,秦代不可能出现这样完整的五言句式。至于文人的创作,堪称为“文学”的,亦甚为寥寥。秦始皇使秦博士作《仙真人诗》,传令乐人歌弦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名家类注云,当时有位秦博士黄疵,曾写过“歌诗”;又《诗赋略》录《秦时杂赋》九篇。这些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但估计不会有多大文学价值。还有一篇李斯的《谏逐客书》,虽然严格地说算不得文学,但因为这封给秦王政的信写得别俱一格,排比铺陈,扬厉恢奇,读起来音节铿锵,琅琅上口,总算是跟文学沾了边的好文章,因此,写或讲文学史的人,都拿它来充当“秦代文学”一节的主要内客。不过,静言思之也有问题,因为这封信写于公元前二三七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十六年之遥,纯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放在“秦代文学”中来讲,实属不伦。再就是那几篇刻石文(主要是李斯写的),原本     

春秋晚期吴文化的北向影响初探

<正> 近年来,在吴文化的热烈探讨中,论者每每论及华夏文化对吴文化的影响,而对吴文化给予华夏文化的影响则注意不够。文化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现有资料表明,至迟远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长江下游吴越地区的文化就对中土文化发生了联系和影响。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的崛起和争霸华夏,这一影响达到了高峰。本文拟就春秋晚期以来吴文化的北向影响作一初略的探索,以期对整个吴文化研究的拓宽深化有所裨益。一据《庄传》记载,襄公十九年,鲁为报谢晋伐齐救鲁之功,特赠晋中军将荀偃以“吴寿梦之鼎”。寿梦为吴王,《吴越春秋》载其曾“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文献载其重器——“寿梦之鼎”辗转于华夏重要国家鲁、晋,透射出春秋中晚期吴     

也谈秦代的工商业政策

秦始皇曾宣称“上农除末”①。一般皆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严厉，旨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秦代的抑商政策是为保障其重农所采取的一种“由国家垄断的办法，把工商业严格控制在社会需要的最低限度”②。近来有些学者却认为：秦王朝虽然一面抑商，而一面又“对盐铁业及边塞商人实行特殊政策”，其政策实际是“有利于调整工商业的布局、开发山林川泽和发展民族地区的贸易”的③。这种观点对深入研究秦代工商政策颇有启迪，但其结论、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此作些初步分析，以作为引玉之砖。一、关于所引史料的断代问题有些学者所…     

论秦代赋税结构及其沿革

本文力图勾勒出 ,秦代首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结构模式———赋税与徭役并行制 ,一般统称为赋役制度。探索秦一代的赋役制度 ,就其结构来说则以田租、口赋和徭役为三大支柱 ,辅以其他杂税和复除制度。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 ,秦代国家向土地占有者 (地主和自耕农 )征收的土地税 ,即为田租 ;口赋亦称口钱 ,即人头税 ,计口征税 ;徭役 ,则为无偿征取力役之课 ;其他杂税有工商、盐铁、关市类之课 ;最后是复除制度 ,由此构成了完整的秦代赋役制度     

秦代经济立法原则及其意义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封建社会的经济立法,其本质不外乎通过法律的暴力手段,去维护封建的国有经济、皇室财产和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并藉以实现其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但除此之外,也有其注重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强调经济核算和防止经济弊端的合理部分。本文试以云梦秦简的《秦律》简文为例,略述秦代的经济立法原则的合理部分。(一)关于国有经济与皇室经济分开管理与核算的立法原则及其意义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指导下,王室的财产同整个国家的财产是合而为一的。然而,至秦则不然,早在商鞅变法后不久,就产生了把国有经济与王室(或皇室)经济分开管理与核算的萌芽,到秦汉时期开始明朗化。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得知秦、汉国有     

秦代道路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道路安全问题关乎交通秩序与国家治理,是秦交通行政的重要内容。秦时道路交通存在诸如道桥损坏失修、盗贼杀伤、虎患、物资截留等问题。官府通过强力执法、完善制度等举措对此予以管控,民间百姓出行择吉信仰背后的安全防护观念及协助捕盗活动展现了官民的协同治理。但囿于秦政的急法与重役,终使该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秦亡的一个因素。     

论虞夏之际中原文化的北向传播

虞夏之际 ,中原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因素和二里头文化因素相继大量传入远在燕山北麓的西辽河地区 ,从而引发了古代中国北方社会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出现的重大变革 ,并由此促进了北方地区政治社会礼制化建设的进程。古代中原文化区与燕辽文化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亲缘关系以及龙山时代以来 ,由于周边各支优秀古文化纷纷内聚而形成的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 ,是早期的中原文化北向传播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     

“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秦简所见秦代军功地主的特点

秦代地主阶级所处时代比较特殊。因此,他们与其他时代的地主阶级比较,有着许多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其时兴起的军功地主更为突出。过去,由于文献缺证,这一问题不甚了了。云梦秦简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使我们对于秦代地主阶级的各种表现特征,有加以了解的可能。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从秦刻辞看秦代文学

一引论近几年来,历史学家们都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系统地研究秦史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虽然秦王朝只存在了短暂的十五年,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秦人、秦族、秦国、秦王朝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中国以外的广大世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时至今日,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外国语言中,“秦”一至作为中国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