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与功利价值化——《百年孤独》的中国接受与本土化策略

任何一种异质文化或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都有着多种层面的原因与复杂的机制。拉美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就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对《百年孤独》的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与功利价值化不仅完成了《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本土化阐释过程,也是《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得以成功实现和持久延续的关键。     

跨文化阐释与世界文学的重构

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民族的如何成为世界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的问题。世界文学是那些能够超越民族的特殊性而上升为共同性,为他者文化的读者所阅读并理解的民族文学。要解决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世界文学这一问题,可以至少采用两种途径:翻译与跨文化阐释。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的选择与变异。因此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特殊形式。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跨文化阐释往往采用以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它恰好可以方便西方人的理解,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服务。在跨文化阐释中,出现文化变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变异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变异。跨文化阐释就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的策略。如果我们能够在以往视为世界中心、带有普遍性的西方文学中发现差异性和特殊性,而在以往视为差异性、特殊性的中国文学及非西方文学中发现普遍性和同一性,那么,我们就可能重新构建世界文学的新格局。     

《天问》的研究与英文翻译

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文献,《天问》具有多科性和多意性,其阐释价值和研究价值很高。它不但是文学文献,而且也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方面的文献。但在翻译中,译者一般只能侧重一个方面进行处理,造成其他方面信息的遗失。在总结《天问》现有研究与英译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从阐释、文本和文化等三方面探讨英译中的有关问题。     

闻一多《红烛》《死水》批评接受史综论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读者对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的阅读接受的态度、兴趣和言说重心不断改变,大体而言,经历了备受冷落、同盟者热捧、褒贬共存、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学理性解读等五个阶段。这种变化与政治文化气候、文学场域、阅读接受语境以及诗人自身命运的改变等因素密不可分。《红烛》、《死水》内在的政治文化取向和审美质素,满足了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意义阐释需要,参与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文学建构,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的文本价值。     

《红楼梦》英译本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

要实现文学文本的跨文化交际功能,译者不仅要有文学、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功底,还要有各种文化知识的储备。以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为例,翻译小说中的中医药文化现象,既要体现中医药术语的特殊性,又要保持小说应有的文学色彩。     

《胜旅景程正编》翻译形态的建构

《胜旅景程正编》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天路历程》（第一部）汉译本。译者胡德迈在翻译时结合晚清语境,赋予这一文本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特色。在此试图分析特定时期跨文化交流和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最终传达源语文本的异域思想,翻译文本形态的建构以及对附文本的深度阐释。     

歌德与中国文学

诗人歌德不仅属于最早学习和写作中国诗歌的西方文化名人之一,而且早在1827年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中德四季朝暮吟》与《西东合集》正是他学习东方文化的硕果。对18、19世纪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这一背景的研究,也引起我们对翻译与阐释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以及宽容与客观态度在跨文化研究时的必要性这两个问题更深层的讨论与反思。     

《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

本文以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学兴国策》所体现的文本、文化关系。从译本再现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译本受到晚清主流文化的制约,以及译者通过译本对晚清社会文化进行重塑三个方面入手,研究《文学兴国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关系。在挖掘作为历史语境的动态文化载体《文学兴国策》中所蕴涵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分析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自身的习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特点。     

《边城》的生态美学意蕴及其跨文化传播

生态美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智慧,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生态审美关系,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共生共存的生态美学观。作为一首清丽、哀婉的田园牧歌,《边城》富含浓郁的生态美学价值。从生态美学视角对《边城》文本进行分析,探讨生态美学意蕴在文本中的表达与再现,为文学翻译评价与鉴赏提供了新视角。梳理《边城》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研究,同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经验与参考。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围城》英译本的文化再现与翻译策略

文化在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何在译文文本中体现出原文的文化是翻译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围城》英译本中中国文化的再现进行实例分析与探讨,总结出异化作为其主要的翻译策略,直译为其主要的翻译方法。     

在跨文化对话中比较中西文学的异同——评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

高旭东教授的专著《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中华书局2006年4月出版),把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与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站在整合中西文学和建立文学文化学批评的高度,对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多层面的透视和分析。该著既精辟地阐述了跨文化的中西文学的共通点,又深刻揭示了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多层面的差异性;既有对中西文学和文化发展脉络的全景式透视,又有对中西文学和文化典型代表作品的多维解析;既有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刻反思,又有面向中国文化未来的文学与文化发…     

从《论语》英译看经典翻译的双重视域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以《周易》《诗经》为例

文学与图像关系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有语图关系理论是立足于西方文化,并不适合解释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与图像关系.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由卦象决定了卦爻辞,并且决定了卦爻辞再阐释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也是由图像产生语言文辞,并且决定文辞意义的再生和接受过程.     

文学与文化的对接——评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

朱晓进所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从地域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全面论述了“山药蛋派”文学与三晋文化的关系,阐释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文化意蕴、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成功地实现了对“对山药蛋派”文学由政治工具判断向文化价值判断的跃迁,是“山药蛋派”研究中一部开拓性的力作。     

语用视野下《菜根谭》英译评析

《菜根谭》是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蒋坚松教授是中国学者中英译《菜根谭》全本的第一人.蒋译《菜根谭》把语用学的语用等效翻译和语境理论的研究成果用于其中,成功完成了作者与译者及读者间的交流.从等效翻译和语境翻译的视角赏析蒋译《菜根谭》,更能看到此作品翻译技巧上的匠心独运和文化转承上的神形兼备.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西方理论建构中国古典诗学模式的困境——论苏源熙《诗序》研究的局限性

苏源熙的《诗序》研究以大胆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西方理论背景下探寻了《诗序》对《诗经》的讽寓性阅读模式,以及《诗序》构建中国历史的诗学化方式,拓展了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视野,在予人启发的同时,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性：将“讽寓”“规范性阅读”等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古典语境中,与“比兴”“美刺说”相对应,显而易见地造成了术语的混淆与理论的龃龉,不仅损耗了原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丰富含义,也掩盖了中国的修辞语言、文学内涵乃至哲学理念的独特性,使之在翻译的转换后,读者更难以触碰语词文化沉积下的原貌,并且未足够彻底地建立一个比较的系统以发掘和表达中西文学的同构性和可译性,而是简单化了中国《诗经》的接受史,论述中也缺少中国文化史与古典哲学的维度,导致其解构阐释呈现出牵强之处。同时,苏源熙仍然使用了他所想要规避的主题化和预设目的的论述方法,没有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陷入了新批评与解构主义的自我矛盾。     

译者的阐释与读者的误读:以《红楼梦》译文为例

文学经典的阐释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译者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读者阅读的过程,也是对译文文本进行阐释的过程.但是,在批评界,阐释、误读与错译三者有时混为一谈,甚至等同起来.阐释学观点认为,对作品的理解总是以理解者——包括作者、译者、读者——的视野为前提.《红楼梦》译文中几个具体例证显示,作者、译者、读者三个主体因素在文本的创作、翻译和阅读过程中均起相应的主体作用.译者对原文的不同解读,在读者眼里可能是错译,也可能是误读——在理解者本人看来,不同于自己理解的就是误读.这些解读,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构成文学文化的一部分.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红楼梦》诠释——从弗朗茨·库恩对《红楼梦》的认知谈起

德国著名汉学家弗朗茨·库恩的《红楼梦》翻译在西方世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库恩秉持着"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力图在中国古典文本和西方读者之间建构起一道理解与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则采取多元的视角审视来自异域的经典文本。具体到《红楼梦》的解读:库恩用西方戏剧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来比照《红楼梦》,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甚至是主题的布局,东西方文学经典都有着"心有灵犀"般的相通之处;库恩以高于一般西方人的视点,发掘《红楼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揭示《红楼梦》道教倾向的本质,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普世价值正名,并以此否定欧洲中心论,展示了东西文化在《红楼梦》认知上的平等对话。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库恩通过"改写"《红楼梦》,使之"通俗化",既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同时也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化精髓,赢得了西方无论是普通受众还是精英受众的心。正是透过库恩的《红楼梦》翻译,《红楼梦》得以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