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学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纪念1982宪法颁行30周年

宪法学学术共同体于宪法学、宪法本身、国家法治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宪法学研究队伍植根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产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挫折,转而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宪法学研究的春天再次来临,至1982年宪法修改,宪法学研究日趋盎然,宪法学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未来宪法学学术共同体将继续秉承独立、自治精神,推动宪法学专业化与公共责任,建构方法多元、逻辑自洽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并充分发挥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功能、薪火相传,推动宪法学发展,扩大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文献情报计量分析与学科发展预测

文章讨论了《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学术代表性,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的文献计量分析,探讨了21世纪初（2000—2008）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主要学术力量在地区、院校、学科等方面的分布、学科结构和研究热点;评价核心著者以及著者群代表的知识结构、学术能力、情报能力和著述能力,并据此预测了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各学科在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为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科学管理和发展提供的情报参考包括6份统计表格等方面的情报数据。     

学术生产力格局失衡及其矫正——以法学为样本解读

当前法学生产力格局中存在着东西地域分布不均,冷热学科比例失调,新老代际分布失衡等问题,其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物本和人本两大方面.依据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可组合为“强强联合”“强弱混搭”“弱强组合”“双弱组合”等四种模式,恰好对应正和、中和及零和三种策略.欲走出当前法学生产力的畸形困境,务必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唯其如此,法学生产力格局才能纠偏归正,而“增长极理论”与“学术矩阵理论”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模型支撑.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

构造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既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有关学科建设的指示精神，也是为了改变国际法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状况，以及弥补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严重短缺的短板。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构造，需要进一步厘清涉外法、涉外法治、对外关系法、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涉外法学、国际法与法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在中国国际法学科体系构造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构建国际法学一级学科专业。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任务主要包括：弘扬国际法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法治保障，传播中国国际法观、提升中国国际法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提高运用国际法的能力以及补齐涉外法治的短板等。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推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则成为今后中国国际法学者的应然使命。未来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方向涉及架设国际法与国内法沟通的桥梁、谨慎使用“涉外法学”名称，以及在国际法教育与研究中凸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等。     

美国宪法与美国外交

堪称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宪法到今年9月17日恰好200周年。200年来,这部宪法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美国宪法与内政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关于美国宪法与外交的关系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结果造成了两方面近乎极端的倾向。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呼吁建立一门外交法学,以扭转上述偏向。这一学术动向已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探,就美国宪法中关于外交权的内容、特点及其实质谈些粗浅的看法。     

从“学科茧房”到“破茧而出”：法学学科融合的逻辑理路与应然选择

学科茧房导致专业知识的摄取桎梏于某一学科固有领域，使得学科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壁垒。如何打破“学科茧房”，实现“破茧成蝶”的锐变成为了新文科建设中法学研究的重要抓手。为了解决法学学科的规范话语与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界限、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工具性制约因素，以及法学跨学科研究在国别问题中的局限性等现实困境，应当建构多学科交流、跨学科研究、跨领域阐释和跨区域借鉴的“四位一体”模式，以培养方式打破学科体系固有窠臼，以开放式学科边界促导跨学科共识的形成，促进法学跨学科研究工具的创新与运用，拓宽法学跨学科研究在国别问题中的视野格局，进而使法学学科从“学科茧房”到“破茧而出”，实现学科融合的基本目标，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教学科研体系。     

反思法学的实践性

当代中国法学界将法学看作具有实践性的学问,并将实践性理解为经世致用的研究立场、具体问题的研究导向以及价值参与的研究态度,但这是对"实践性"这一术语的误用。同时,法学家对法学自身的性质也存在误解,包括夸大法学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的实践性、认为法学背离了自身原有的实践性以及主张通过实践检验法学知识的正确性。要准确理解法学的实践性,必须正确看待法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法学内部的不同学科以及法学自身的知识性质。在法学语境中,实践性只能被理解为法学因其独特的研究对象而与实践有关,但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并无特殊之处,法学与实践保持距离符合其内在发展规律,法学因其知识性质而不依赖实践检验。法学与实践之间呈现出一种后者自前者间接而非直接受益的关系。     

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之前因后果

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全国美国宪法研讨会”在复旦举行

为了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二百周年,复旦大学法律系发起和组织的“全国美国宪法研讨会”,于3月31日至4月2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单位的近四十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代表分别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等不同的角度,就美国宪法的特色、美国宪法序言及其法律效力、美国宪法的解释制度、美国宪法的修正方式、美国联邦宪法与政府体制、美国宪法中的外交权以及美国宪     

“基因编辑婴儿”人体试验中的法律责任——基于中国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学分析

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非法人体试验的发生,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普遍不安和强烈谴责。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试验人员（以及其他有关"涉事人员和机构"）的法律责任予以确认和执行。我国现行法律（狭义）并无人类基因编辑人体试验的专门规范,在整体法秩序上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行政规章中规定了一些行政责任,但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对个人私自进行非法试验行为的针对性不足。在刑法上没有直接应对基因编辑、人体试验等生物技术犯罪的条款,如不能在解释上把"基因编辑婴儿"人体试验纳入"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的范畴,则对该非法试验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落实将面临困境。在民事责任方面,试验参与者（受试者）及"基因编辑婴儿"（和"基因编辑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有关损害的认定和评价存在规范上的困难。未来"要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在基因编辑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以形成完善的责任机制,尤其要适度增强公法上责任的刚性,具体明确私法上的请求权基础。     

从边缘性学科视角看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在法治社会已逐渐完善的当代,研究法律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法律和语言二者不可或缺,法律的特质有赖于语言的本体而存在,但是,语言本身的弊病又不可避免地模糊了法律用语的准确性,这就需要法律自身加以调节,可以说法律是语言的内在,语言是法律的外在表现。从边缘性学科的视角来看,法律和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法律的载体和工具,法律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语言。从边缘性学科的视角研究法律与语言的关系可以助益法律的适用。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法律关系内涵的生态化思考

“主、客二分”范式中的传统法律关系可以采“主体、行为二要素说”。“主客一体”范式中的生态法律关系既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注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态关系，可采“生态三要素说”，即主体、客体（物）、行为。传统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起因和机制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生态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作用和功能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由于思考问题的层面不同，两者并不矛盾。生态法律关系是传统法律关系的发展和补充，两者可以和谐共存。     

道法论刍议

法律现象的背后必有非法律的决定因素 ,法律规范的产生和演进必有客观规律支配 ,这种规律称之为“道”。由于规律是不能违反的 ,如有违反必受惩罚 ,一切人间法律都必须与“道”相合 ;如有未合 ,终须改变。道与法的关系理论即“道法论” ,是马克思关于“立法者不是制造法律 ,而是在表述法律”思想的中国化表述。这种道法关系理论 ,是对西方自然法理论的超越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意义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近代自然法观念对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引

近代自然法观念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价值取向引导.生态福利,指为满足居民生存与发展需要,由政府以公共服务形式向居民提供的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社会福利.衡平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需求,生态福利共享为其终极价值需求.生态福利法律制度与近代自然法观念在价值始点、价值中介和价值目标维度相契合.按照近代自然法“理性观”“自然权利观”“社会契约论”的导引,构建生态福利法律制度应依循理性,以权利共享为基础,以生态福利公平分享为依归,并由政府主导生态福利分配.     

法学方法论及其在法治研究中的应用

经验的研究方法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是法学研究中比较有特色并且重要的方法论。形式主义、理念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另一组法学研究方法。把它们应用在法治研究中 ,有助于我们厘清法治概念的含义。法治概念具有双重性 :它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也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从法治理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进行法治建设的主要目的以及对通行的学术话语所反映出的国民共识看 ,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是一种实质意义或实质主义的法治。     

公民的法律特征

公民作为重要的法律概念,有其独特的内涵及外延。与其他法律主体不同,公民属于单数的法律主体概念,区别于“人民”;公民与特定的国家紧密相联,区别于“人”;公民系公法法律关系主体,区别于“自然人”;公民具有浓厚的主体性意蕴,区别于“臣民”。     

论老庄法哲学的中庸态度与虚无主义倾向

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认为,“自然”是人最本然的境界。因此,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应倡导“自然”的统治,即做到“清静无为”,惟此才可望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礼法等则属于人为、有为之物,在老子看来,应服从道,所以“以道统法”;在庄子看来,应属坚决摒弃之物,所以倡导“法律虚无主义”。老庄的这种法哲学思想,一方面以其“有为”—“无为”—“无不为”的逻辑,显示其中庸风范;另一方面,又因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否定,而具有虚无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