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与“着色词语”──略评富育兰的“中性语言、情绪语言”

1．“独立思考”是什么？所谓“独立”，并不是要独立于知识、资料、逻辑、体验等。相反地，我们要依靠这些来思考和作出判断。那么，所谓“独立”，就是要独立于“情感、情绪、传统、风尚、习惯、利害、权威、成见、多数人的意见’等。我们思考的时候，常受到情绪、习惯、利害、多数人的意见……等因素干扰，妨碍我们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和求真的动机与精神，常使我们作出谬误的结论。所以，所谓“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思考时，能够“独立”于这些因素．免受它们的干扰，更容易获得正确结论的能力。“独立思考”是“方法学”的重要课题。…     

论普特南关于事实-价值、主观-客观的“辩证法”

普特南从两个方面入手批判了传统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一是论证事实判断中蕴含价值内容,二是论证价值包含事实内容以及客观性.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普特南在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之间极力要表达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可以发现普特南在这两个方面的两个端点,即相对与绝对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普特南哲学的“辩证”特征.     

论普特南对事实/价值、科学/伦理学二元分割的否定

主观／客观二分法的破除和事实／价值二分法的瓦解，不过是一个钱币的两面。认识不可能追求与世界的对应，它只能是一种杜会行为，只能在文化共同体内部进行。这样，话题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价值”。在西方学术界，自韦伯提出价值判断不能从理性上被肯定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与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科学与伦理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普特南否定了事实（客观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意味着他必定要否定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否定科学与伦理学的本质区别。     

“崇洋”与“极化思考”

“崇洋”与“极化思考”（香港）黄展骥我国向来不像西方那么重视思维方法，尤喜爱堕入“极化思考谬误”！我们对许多事物的反应、判断和取舍，不是全盘接受，便是全盘排斥；不是狂妄自大，便是沮丧自卑；不是骑在别人头上，便是奴颜婢膝；不是仇洋排外，便是崇洋媚外。要...     

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

（一）什么是实践标准？实践标准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简称。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于真理的本质特征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真理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相一致。但是要判断主观与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单从主观...     

论科学中的价值

科学哲学曾一度主张“科学价值中立说,”认为科学与价值无关,科学关乎事实,而价值关乎目的,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但自从科学哲学转向科学动力学研究以来,“价值”概念也被引进科学,认为科学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科学是负荷价值的。     

科学与人文:保持必要的张力

“科学”和“人文”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即英国学者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当二者相对而言时,科学作为人们在认知意义上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价值中立的理性精神,从而属于知识论范畴;人艾则是指以信仰为特征的意义世界及其终极指向,它以超越理性认知为其特征,从而属于价值论论域。从陈述形式看,科学与人文体现了事实判断（是）与价值判断（应当）的分野。“能够的”与“应当的”、“我知道”与“我相信”乃是科学与人文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上的表征方式。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科学同人文的分裂、冲突和对峙,…     

“三个有利于”的实践辩证法

“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告诉我们,判断任何一种言行是否有价值,最根本的是要看其实践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任何人的认识和实践水平都要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且主观与客观因素往往是互相作用的,现象与本质又常常难以分清。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三个有利于”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1.价值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 任何一项实践活动有无社会价值或社会价值大小,依赖于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的人的主观判断或认识水平和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活动的价值总是首先潜在于主观认识之中的。因此,在对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把握上就有一个主观性问题。但是,这些带有主观性特征的因素,最终必须在与他人的客观关系中才能获得认同。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又是客观的,普遍的。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既不排斥主观性,也不排斥客观性,而是把主观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重论同义词之“同”

人们一般把同义关系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为此,他们从词语所反映的概念以及词语所指称的对象等方面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同义关系不仅需要词义大部分相同这样的客观基础,还需要有主观上的认同。当词语在运用中能够经常必地实现"价值"的同化的时候,它们就会被人们看做是意义相通的,是同义词。     

论“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

逻辑真理既非纯形式、无意义的 ,也不是独立于人们经验之外的存在 ,它与事实真理一样都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受生活经验的检验 ;具有经验性、系统相对性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客观地对待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 ,既认识到二者的区别 ,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联系 ;既不能否定逻辑真理 ,也不能无限地推崇逻辑真理。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五四情结”

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流变中，对于“五四文学”反帝反封建的评定，往往不是由事实的判断上升为价值的判断，而是由价值的判断向事实的判断逆推。具体的批评，则更多看到了“五四”的历史局限，“批资”的兴趣，往往高于“反封建”的兴趣，致使“五四”精神在当代文坛严重受挫。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无论作为一种价值指向还是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它并没因此而中断。     

事实与价值可分吗——以生态伦理学为视角

价值这一概念只是对人而言的,没有人也就没有价值的问题发生。撇开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语境而单纯地谈论事实与价值问题,只会陷入一种简单的是或不是的二值逻辑。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是多样性的,既有单纯的事实存在,也有关联着价值的事实存在。对语言在认识世界中的中介作用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填平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被人为划定的鸿沟。应当区分开认知、意向和评价三类动词,以及相应的三类判断。有关某个事实的判断是否涉及价值,这在根本上取决于判断者的主观取向。通过对有关事实的思考,人们可以从中引出价值判断。认为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是不恰当的。价值观念的得出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经由对事实的反思而得出,如李奥帕德的生态伦理学的观念;另一种是通过纯粹理性的思考与观念的演绎而得出,如罗尔斯的正义理念。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诉讼证明标准新议

由案件提出的事实命题或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事实”或“真实”,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命题或陈述关涉自然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客观实在性,即是“客观真实”的;二是命题或陈述关涉社会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法律正当性,即是“主观真实”的。“客观真实”在法律上有一评价标准,依经验实证的证明形式来证明,此法律标准就是诉讼证明的盖然性标准;而“主观真实”须在公正程序保障下,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达成,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法律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事实”。因此,诉讼证明的标准必定是“法律真实”标准。     

评所谓“后实践美学”

本文与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等文展开争鸣，指出所谓“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根本不能成立。首先，所谓超越美学的本体论基础是不可靠的，它是以生存本体论的唯心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其次，超越美学的认识论（解释学）基础是十分脆弱的，它是在虚妄的生存本体论基础上产生的纯粹主观唯我主义的认识论、由于超越美学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纯粹主观唯我主义的解释学认识论出发，恶性膨胀了“精神性”和“个体性”，因而背离了实践美学的正确研究方向。     

从“事实”、“信念”到“评价”、“行动”──略评徐道邻的《语意学概要》

“失钞票”的风波！事实：“事实”是在时空里发生的情况，可分为“物理上的”如“现正下雪”和“心理上的”如“我感觉寒冷”。已发生的事实，我们可能不知不觉，这表示我们的无知，但不能抹煞它们的存在。我们可以对事实加以否认、曲解或掩饰；我们也可以强词夺理，指鹿为马，甚至有时在辩论上获胜和说服别人，以获得世俗上的名誉、利益。但是事实依然是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否认、曲解或掩饰而有丝毫改变。例如，桌子上的五元钞票下午忽然不见了，遍寻不着。这是一件事实。语句：我们使用“陈述”语句“桌子上的五元钞票下午忽然不见了”…     

唯物史观何以“唯物”

在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语境下，学界对唯物史观的“唯物”性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本文围绕如何理解唯物史观的“唯物”性质，讨论了与此相关的五个问题。基本结论是：（1）唯物史观的核心并非“发展的观点”，而是用“唯物”的逻辑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物质决定精神”的逻辑结论。唯物史观不是建立在“思辨”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科学。（3）由于旧唯物主义不能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以也就不可能致力于“感性活动”——“实践”来改造世界，而只能去求助于“观念”和“意识”了。（4）人类社会本来是整个宇宙或世界中的一个构成部分，然而正是由于唯物的世界观未必导致唯物的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将二者区别开来。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区分不仅必要，而且科学。（5）事实这个范畴首先是感性的，是人们通过感官所能够感觉到的客观现象。事实虽然内涵着“是”，但事实却不能等同于“是”；事实包含了真相，但是，事实不等于真相。所以，“从事实出发”并不等于“从真相出发”。     

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

人文科学知识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价值/规范判断。人文科学一直是从价值出发来建构“事实”依据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如此。不管是哪个年代、哪个国家、哪个群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从自己的价值规范出发的,它们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建构“文学事实”与“文学特征”。认为传统的文学理论不涉及价值规范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事实”本身,就是因为文学规范陈述在现代性语境中面临的科学化压力而建构的(这种科学化压力来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建立的知识霸权)。价值规范的确立从来先于“文学事实”的建构,每个关于文学的规范陈述实际上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那些所谓“事实依据”。     

评方舟子的“搬运术”

本文回顾了几年前网络打假英雄方舟子（方是民）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署名“方舟子”之文章，并将它与美国《科学》杂志上Greene等人的文章进行了多处对比。本文没有任何创新之处，结论也不很明朗，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本文不是学术论文。文中因为“对照”的需要，不得不大段引用方舟子的文章。笔者要看的是：方舟子有没有勇气承认事实．有没有勇气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