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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解放前出版的书刊时,发现有几则文字,初步觉得象是出自于鲁迅手笔,试谈一下我们的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 一、《第三种人》 这则短文发表在1933年10月15日出版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的《新辞源》专栏内,属于新名辞解释性质,署名为“文”。全文为: 第三种人 现代文学上有所谓左右翼作家, 其意味和政党之分左右翼相同,是区别 思想较为积极的作家与思想适与背驰 的作家的,自此以后,文学作品就有 了两个对峙的营垒,而站在对峙的两方 之外的作家,或其他同样情形的人,就 是所谓“第三种人”。其实严格地说, 事实上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 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 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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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都认为“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论战斗争,有的还认为杜衡(苏汶)之流的“第三种人”是属于敌对营垒,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帮凶,因此这场辩论也是无产阶级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当然也参与了在这场斗争。在过去的一些文学史和有关论文中似乎均给人们这么一个印象:鲁迅是把杜衡之流的“第三种人”观点当作敌人的谬论来加以痛斥,把这些人是当作反动文人来对待的。本着“存真、求实”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鲁迅和“第三种人”的关系究竟如何,这对了解这场论辩的性质是很有好处的,而且也能弥补以往出版的一些鲁迅传、鲁迅评传中论及鲁迅在这方面斗争时的谬误和不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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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探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基本态度,对其中蕴含的鲁迅的深层意识及其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解读。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论争过程中,鲁迅《论"第三种人"》等措词比较温和的文章,既与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等采取"同一步调",又对"第三种人"的"中立"深表怀疑——后者作为"弦外之音"蕴含着鲁迅对"阶级革命"问题的建立在双向否定的体验中的独特理解:他既坚决反对以共同人性来掩盖阶级对立和政治屠杀的严酷现实,又无法容忍"革命文学家"在虚拟的阶级斗争中采取恐怖主义;既坚决反对"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值逻辑,又无法容忍将一切是非相对化的中庸主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意味着他在这"双向否定"的"失语"的苦苦挣扎中,对一个人在严酷现实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道德思考和行为选择,这一思考和选择来自于他所一贯坚持的底层立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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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人”和“浪荡者”分别是中西方“辩证意象”式的存在。“第三种人”和“浪荡者”所处地域背景不同,但都处在社会的变动转折时期。“第三种人”之于第一、二种人,“浪荡者”之于“大众”的关系是中西方社会动荡时代的特殊标志。“浪荡者”是西方现代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而“第三种人”所在的社会背景和环境更为复杂,二者经历的“震惊”体验不同。鲁迅的杂文兼具了“第三种人”视角和“浪荡者”视角,在现实和历史的寓言里维持辩证和否定的逻辑启迪大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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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鲁迅又成为学界热门话题中的热门话题。其因导源某些人对鲁迅的挑战。首先，一群自称“是喝狼奶长大的”“新生代”作家在《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第１０期）发表了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在问及鲁迅时，韩东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朱文则狂傲地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这之后，葛红兵连续发表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１９９９年第６期）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芙蓉》２０００年第１期）两篇文章，鲁迅成了他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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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同路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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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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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3)
我国关于鲁迅的研究工作,到今天已经是被称做“鲁迅学”的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推溯起来,应该很早。如果数典而不忘其祖,那么,在鲁迅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罢。早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一月,也就是他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而又“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一年之后,吴虞先生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能不能算是它的“不祧之祖”呢?我看是可以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报刊上涉及到鲁迅和评论他的文章就逐渐增多起来(?)延至(?)十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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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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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信集》的编者在编校、整理本书时下了很大的工夫,纠正了过去书信编刊上的一些错误,考订了一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但还有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有误,现试作补订如下: 一、第16封——致许寿裳,署“八月廿九日”,应作“五月廿九日”。这封信中说:“顷蒙书,祇悉,……《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 此处提及的“《新青年》第五期”,当为四卷五号。本期《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鲁迅收到后,于六月十七日寄许寿裳。当天的《鲁迅日记》(以下略称《日记》) 记有:“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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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从东京到仙台途中的驿站,他只记住了两个,除了一个日暮里之外,“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据许寿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中回忆:鲁迅“有一次,从仙台回东京,为的要去瞻仰明末大儒朱舜水的遗迹,忽然中途在水户下车了。鲁迅说水户是“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其实不确;水户的朱舜水遗迹为何,许寿裳也未言明。据朱舜水的日本弟子安积觉所撰《明故征君文恭先生碑阴》一文的记载,朱舜水是死在“江户驹笼之第”。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东京第一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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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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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刊出之《歌德在中国》一文,称:“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论及歌德的,恐怕仍要推鲁迅先生。”随即举出鲁迅于一九○七年写的《人之历史》及《摩罗诗力说》为证。其实不确!王国维于一九○四年夏天所写的《红楼梦评论》,早已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歌德的《浮士德》称之为“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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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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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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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占的地位”,接着指出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并明确指出:“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穿了这种精神”。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然而《人文杂志》1981年第四期发表的《象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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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