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的诗论及其与苏轼的继承关系

晁补之与苏轼亦师亦友,渊源颇深,其诗论重视诗境的提升,推崇“治心养气”的自我涵养,讲究作诗“高处要先据”、“胸有成竹”,并因此衍生出“诗画相通”的观点,这些都与苏轼诗论有重要的继承关系,并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论苏轼人格境界的庄学渊源

庄子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境界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认识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一切,安时处顺,一切顺任自然;其次,就价值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超越“有用”,追求闲适、优游自在的生活;再次,就修养论而言,苏轼静心养性,培养一颗处变不惊,旷达、虚静之心,深得庄学全生保真之旨;最后,就人生境界而论,苏轼追求“神人”、“圣人”、“至人”和“真人”的境界,摆脱世俗的忧患得失,追求庄子式的诗化人生。     

对宋元人关于《二十四诗品》记载的诠证

苏轼说“唐末司空图……盖息列其诗之有得于字之表二十四韵。”元好问说“《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据此可证,苏氏、元氏读过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揭斯“唐末司空图教人学诗”云云,亦多侧面表明揭氏读过《二十四诗品》。     

东坡文谈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家,他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文章集中论述了苏轼文论的四个基本观点,即“不能不为之为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辞达而已矣”,“一意以摄之”。     

“芙蓉”与“水”——浅析李白与苏轼诗歌的“自然”审美品格

李白与苏轼具有相似的性灵与气质,故其皆追求“自然”的审美风格。然李白之“自然”是由其浓烈饱满之情凝聚而成,是“清水出芙蓉”,具有朝气、生命之美;苏轼之“自然”乃“虽物赋形之流水”,蕴含了旷达、超然的生命智慧,充满知性理趣,具有澄澈空明、平淡流转之美。     

论晁补之的散文创作

一晁补之是北宋文坛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与黄庭坚、秦观、张皆师从苏轼,联镳文苑,时称“苏门四学士”。《宋史·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最先将他们四人并提和加以宣传的,是苏轼本人,他在《答李昭书...     

北宋诗文革新中的苏轼诗词

《宋史·苏轼传》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苏轼:“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弹丸脱手”“兔起鹘落”说起

［摘要］“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命题,本文以苏轼为中心,对宋代诗学“活法”说之实践进行考论。认为苏轼“弹丸脱手”与“兔起鹘落”正是对“活法”说的最好实践。     

释“踏白”

唐宋的军队有“踏白”之名。何谓“踏白”?《中文大辞典》解释为“军队之先锋部队也。”但未得该词之确义,不足为训。今作如下训释。 “踏”,勘察、搜查也。《元史·刑法志》:“诸郡县灾伤,按治官不以时检踏,皆罪之。”《福惠全书·禀帖赘说》:“细为踏勘筹度。”其中之“检踏”、“踏勘”,均属“查察”之意。 “白”,实通“薄”。“白”,《韵会》与《正韵》俱作薄陌切”,与“薄”属同一声母,一声之转,可以通假,故今吴方言某些地区仍读“白”为“薄”。又,吴语之“白相”(游玩之意),宋人亦作“薄相”,苏轼《次韵黄鲁直赤目诗》中有“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     

论苏门四学士辞赋创作及比较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游于苏轼门下,与苏轼经常进行诗文唱和,会饭雅集。不仅文学上的交往频繁,他们在政治上也同命运、共沉浮,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苏门文人,四学士在辞赋创作上都有对苏轼赋风的传承,同时也有新变和个人特色的体现。又苏轼鼓励门下文人大胆创新,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是在他的这种启发下,四学士及其门下文士们的文学风格丰富多彩,各有风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北宋文坛上百花齐放。     

苏轼辨孟考

苏轼毕生都对孟子思想持有辩证的态度，他真诚地尊孟，于孟子之学深入有得；亦严肃地辨孟，与孟子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苏轼辨孟可条为四端，或为误读《孟子》，或为质疑孟子所言不符事实，或为担心孟子的立论为后人误解，或为观点确与孟子不同。南宋尊孟派据其最后一端视之为非孟派，所论虽欠公允，但亦确有所依。苏轼辨孟之关键在于孟子辨性善，苏轼认为人性虽有向善之倾向，却无善恶之属性。苏轼以情本论立言，固有会通儒道之意，却背离了儒家在性理维度上对人性的根本规定，南宋理学家视其为非孟派，亦可谓直抵本根。     

“感物“与艺术审美创造的可超越性

“感物”是指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的感受 ,亦即创作主体对现实存在这一客体的感受。感物说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乐记》,“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比较完整的感物理论 ,在六朝时渗透到艺术创作理论中 ,从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东汉班固认为艺术创作“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西晋陆机提出“瞻万物而思纷”;梁刘勰认为“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唐李白也认为“哀怨起骚人”。宋苏轼主张“其神与万物交”、“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明宋濂认为 :“及夫物有触 ,心有所向 ,则…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受迫害者的旷达——从苏轼《前赤壁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说起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写诗讥讽新法获罪,被捕入狱,在御史台狱中关押了四个月。当时李定、舒亶一帮奸佞小人,想把事态扩大,使诗案株连了许多人。他们还以苏轼题名为《塔前古桧》的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的句子,在宋神宗面前诬告说,苏轼有“不臣之意”。多亏宋神宗还算开明,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才使苏轼遇赦,被安置在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的小官。     

秦郎笔下饶姿态 底事轻訾“女郎诗”——评秦观诗

秦观是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他像苏轼一样,多才多艺,但其他成就多为词名所掩。他善写赋,苏轼观其所作《黄楼赋》,以为有“屈宋才”。又长议论,吕本中说“无一言乱说,观少游五十策可见”。他的书法亦大有可观,被黄庭坚誉为“妙墨”。而他的诗,更为时人所重,王安石“谓清新似鲍射”。评价秦观,主要应研究他的词,但其他方面似亦不可略而不论。特别是他的诗并非毫无可取,但自元好问讥评以来,人多以“女郎诗”目之,无形中对他的诗抱完全否定态度,这种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