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东向政策”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多边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观和新型合作机制,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多边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印度＂东向政策＂中印度与东盟多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东向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首要意图已经从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战略利益空间的扩展,经济利益与安全因素仍然是“东向政策”新阶段的重要意图.印度崛起背景下,“东向政策”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东向政策”在战略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软制衡”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软制衡,也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东向政策”,中印可以通过“安全互构”的方式建立战略互信,中印应理性看待对方战略利益的扩展.     

论印度实施能源外交的条件

印度是一个能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为了保障能源安全,稳定地从海外获取能源,印度在海外实施了能源外交。印度实施能源外交的有利条件主要有：印度与主要大国及能源生产国的关系比较友好;人数众多且成就突出的海外印度人遍布世界各地;能源生产国希望出口多元化。其不利条件主要有：印度的经济实力不强;主要的能源生产区局势动荡;美国的制约;印度与邻国关系不睦。整体来看,印度的能源外交是成功的,没有发生能源供应中断事件。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21世纪初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

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在追求大国目标。印度认为,要实现大国目标,首先要走出南亚,其次要冲出亚太,最终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进入21世纪,印度对本国实力进行了评估,实施了灵活的对外战略以实现其冲出亚太的目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印度对大国理念的传承,对不同历史时期印度的亚太战略进行了简要梳理,详细分析了当前印度的亚太平衡外交及其对印度的重要意义。     

中等强国视角下印度尼西亚的“疫苗公平”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在国际社会宣扬“疫苗公平”的理念,并以此作为卫生外交的基础。围绕“疫苗公平”,印度尼西亚呼吁国际社会重视疫苗不公平现象,同时加强与中美澳等国的双边合作,开展积极中立的卫生外交,力求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国际公民”的中等强国形象。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卫生外交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国家综合实力不足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薄弱制约了卫生外交。这表明,诸如印度尼西亚这一类新兴中等强国,在综合实力与全球治理的维度上存在不匹配现象。因此,观察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既要看到中等强国扮演的桥梁角色,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     

碳中和目标下能源和经济转型中的能源安全因素

未来,能源安全将贯穿整个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的过程。分析我国在“双碳”目标下的能源、经济转型路径和能源安全的关联因素,能源安全的关切点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从常规能源安全转向新的能源安全。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近期的能源转型中,我国将逐步构建以强有力的电力供应系统为支撑的高安全度的能源系统,实现“双碳”目标和大气质量目标,支持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长期的能源转型中,应逐步降低国际能源市场对我国能源市场的影响,推动国内能源市场主导能源价格,实现能源的高度安全。     

印中建交与印度的外交抉择

印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出于印度国家安全的深度现实考虑,一个友好的中国有利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印中建交是印度外交发展的重要事件,它使尼赫鲁不结盟外交进一步趋向中间道路,体现了印度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扩大了印度在亚非国家的影响。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试析冷战后日本的能源外交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缺少石油这一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战略物资.冷战后,为了降低石油进口渠道过度集中的风险,日本加紧实施石油来源多元化的战略.目前以及今后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主要在中东、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以及非洲.日本开展的能源外交既有其固有特点,也有其不利因素.     

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外交”与东南亚

民进党当局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东南亚重点推行“台独外交”。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考虑,采取的是一种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的实用主义政策,因而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突破对中国的承诺,使双边关系受到影响。东南亚国家应与中国联手遏制“台独”,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也符合东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构建

随着能源对于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能源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能源外交在能源多元化、机制化、新合作模式和新能源等领域的重要进展。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能源外交面临着来自能源安全、国际能源新秩序、气候和新能源等诸方面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本文从能源规划、能源金融秩序、协调机制、合作机制和新能源外交等五个方面,探讨后金融危机时期构建能源外交战略的途径和方向。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论政治文化传统与印度外交思想的二元性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外交思想的雏形在其传统政治文化中就能找到渊源。印度政治文化不仅囊括具有现实主义取向的"考底利耶主义"与激进的"斯瓦拉吉"思想,也包含具有崇高道义法则的"法胜"思想与"非暴力"思想。本文从历史、地理、宗教精神及广义的文化等五个方面探讨印度二元性政治文化的来源,并阐述这种政治文化的特征。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印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论21世纪初印度外交战略的调整

进入 2 1世纪以来 ,印度外交战略的调整引人注目。要深入研究印度外交战略调整的原由 ,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印度。本文对印度的外交基础、亚太战略、大国外交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统筹“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

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新时代以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能源转型势头良好，能源安全水平得到提升。随着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对新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日益重视，为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提供了良好契机。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中国经济增长仍不能与能源消费强脱钩，诸多技术瓶颈仍制约着中国新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和高质量发展，一系列体制机制短板和世界能源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大也使中国在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形势，同时吸取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进一步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双碳”工作推进节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综合应用好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强化能源供给保障等体制机制建设。     

重新思考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

中亚地区开始处于日本外交的边缘，之后日本逐渐将中亚地区作为其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选择和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但是收获很少。伴随日本的中亚外交逐渐从重视双边关系转向重视多边合作，很多分析家开始认为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外交战略。但事实上。日本的中亚外交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整体性的全面的外交战略．并且追求具体的政策目的胜过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