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西北地区的晋商

晋商在西北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晋商仍在西北有很大的势力,对近代西北商贸经济影响很大。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和理念。不过总的来看,西北的晋商在近代因同行竞争,及外资、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斥等日趋衰落。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晋商向近代资产者蜕变的问题

晋商经营近代工商业,标志着其向近代资产者蜕变,但仍带有封建烙印。客观条件的不具备是晋商未能完成这一蜕变的主要障碍。     

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

晋商在明清时期称雄国内外商界 50 0年 ,尤其是它所经营的票号、帐局、钱庄、当铺、印局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与西欧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设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 ,在世界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析对现代金融具有重要的前驱和借鉴意义     

近十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综述

金融史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且颇有历史魅力的新兴研究领域,随着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与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金融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世纪之交,金融史研究逐渐被推向高潮,中国近代金融史在近十年间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文章以国内近十年来公开出版发表的著作、论文为主,就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并对该研究状况作了总体评析。     

近代中国农业金融的转型及其特点

20世纪初,中国农业金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种转型经历了发轫——发展——调整三个阶段。较之西方近代农业金融和中国传统农业金融,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悖论:一是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农民却得利甚少,二是它遏制了旧式高利贷却制造了新式高利贷。造成这两个悖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存在制度缺陷。     

试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变迁与创新——以合作金库制度为讨论中心

1930-1940年代,以信用合作社-县(市)合作金库-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分支库组成的三级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成为新式农业金融中的重要一极,也构成与农民银行及其分支系统组成的农业金融体系并立的新型农业金融体系之一.虽然以合作金库为核心的合作金融体系还存在资金来源的依赖性、网络的脆弱性、运转的非独立性以及在新式农业金融供给体系中的非主导性等缺陷,但它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发展不无重要历史意义.它以合作金融的力量为近代农业与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成为近代乡村变革中的一注强力剂,并成为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一大创新.     

近代青海的商业、城镇与金融

一、商　业近代青海地区商业发展和繁荣的最常见形式就是集市。集市是以地方定期交易为核心的经济流通方式 ,为沟通各地方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 ;集市作为农村、牧区、农牧区民众之间以及农牧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 ,又是一种初级市场形态。随着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各地的专门性集市更加固定化和成熟 ,如柴草市、骡马市、粮食市、山货市、食品市、布匹市和杂货市等 ,往往是以各县、厅治所所在地的城镇为交易地点。近代初期 ,在贵德和循化就形成了集市 ,县城级别的有大通治下的白塔尔城 (今大通城关 ) ,西宁的鲁沙尔、多巴 ,碾伯 (…     

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变革

中国的历史发展至近代,进入了一个充满着变革的转型过渡时代.新的社会群体不断出现,有的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进步社会力量,有的则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反动势力,还有的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不能以进步与反动简而言之.中国近代的商人,即是这样一种新兴的群体.对于类似这样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常常转换角色和地位的复杂群体,当然不能用简单的定性方式作出历史的评判,而应进行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本文仅就近代中国商人在社会变革中求稳求变的矛盾心态特点及其具体表现和影响略作论述.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性格及其命运,是由中国一百多年几代法科知识分子所铸就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从事研究的;受环境影响,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般选择了三种道路;"法科知识分子"的类型根据它的时代发展,可以分成若干类型;通过对中国近代法科知识分子的典型剖析,可以了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关系;法科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的贡献以及所塑造的近代法学传统表现在诸方面。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无论在反抗侵略、改革内政还是在寻找救国真理 方面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影响,孙中山对知识分子中的旧式 士大夫历来就不抱希望,而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则寄予厚望,把他们看成是革 命的原动力,在各个时期都希望他们承担救国的重任。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备种具体的实践活动,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并建立以基督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

封建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核心观念 ,在中国人对自身社会的理解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 ,它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 ,现代中国人封建观念的形成实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文追溯了中国封建观念形成过程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论的形成其实是中西封建观念融合的结果 ,亦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过程 ,既说明了观念的形成是有现实基础的 ,同时说明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会转变成物质的力量     

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西方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与近代中国学术界颇有渊源.他广交中国学者,其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也甚有影响.然而,他的治学方法(以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虽在中国赢得了部分信徒,但各派学者对他的批评并不少见,且中国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他的成果.魏特夫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情形,若比较兰克、伯希和、白鸟库吉等人,便能说明外来理论学说为什么需要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结合点,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盲目接受西方某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而不考量本土文化因素,这种尝试鲜少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

传教士对传统教育的审视,使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教育弊端认识;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实践,进而凸显了传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传教士对西方教育思想的介绍,为传统教育改革作好理论准备。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中国女学与日本

本文主要从日本对中国官方女学思想的启蒙、日本教习对中国女学的扶植以及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男女平等观念的促成诸方面 ,探讨日本对近代中国女学的影响。文章认为 ,日本以中西间桥梁的角色 ,直接影响着中国女子教育的创立和发展 ,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     

留美幼童与近代中国外交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的群体。在近代＂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上,留美幼童坚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民族利益,其表现为：第一,反对分裂势力,维护领土完整;第二,开展外交斗争,维护华人利益;第三,索回庚子赔款,推动科教发展;第四,加强中美交流,增进两国友谊。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自为

近代中国文化自为是指近代中国文化主体对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处于理性阶段。孙中山不是学者型的思想家,但他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全面的看法,对中西文化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未来如何发展有深入的思考。在清末,他与伍廷芳等人有些相似,不同点在于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陈独秀、胡适、辜鸿铭等人的看法均有所不同。他不赞成激进的反传统主张,不赞成全面西化,在保守与发扬传统方面,也不像辜鸿铭那派人那么偏执。对于中西文化,孙中山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衷派。时过八十多年,再回过头去看那些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还是孙中山的见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