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新青年》对新诗的运作

《新青年》问世不久,其同人便积极倡导、运作白话新诗。他们以进化论为立足点,以中外诗歌史为场景,论证了白话新诗出场、取代文言诗歌的历史合法性;并大量译介外国诗歌,整理民间歌谣,为白话新诗创作探寻思想与形式资源;同时,以同题诗创作、改诗等方式进行诗歌实验,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他们还不断开展白话诗歌讨论、批评,及时探寻白话诗歌艺术,总结创作经验、教训,为新诗写作提供新的诗学资源。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雅典国家的农业看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兼与农业特征论者商榷

地理环境制约了雅典国家农业的发展。从量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在城邦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据支配地位 ,难以维持城邦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质的角度看 ,雅典国家的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属商品经济范畴。因此 ,雅典国家的农业不足以说明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之依据。     

汉画中鹿图像文化阐释

汉画中有关鹿的画面,可分为猎鹿和神鹿。猎鹿是汉代人对原始社会狩猎活动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反映;神鹿具有升仙工具、阴性象征及祥瑞象征的性质,与鹿的奔走、性情、生育特征、医药功能以及“物候历法”的作用密切相关。在鹿神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飞廉、麒麟、天禄等神话。     

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尔顿诠释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英雄"形象。霍尔顿追求生命的"本真",并有保护美好的愿望,但是他不具备英雄的气概和胆量,无法改变"非本真"的成人世界的虚伪和麻木,因此,只能在成长的不可逆转中矛盾挣扎,无法解脱。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新时期共青团工作一般原则确立的多维向度

确立共青团工作的一般原则包含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青团工作自身作为系统的内部条件。二是构成共青团工作环境的作为系统的外部条件,即环境条件。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发展的七大趋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发展将呈现出七大趋势:民族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重大问题:民族问题的类型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将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单元;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成为民族问题发展的重要变量;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国际移民新群体的身影逐渐显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构将进一步走向深化.综合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会出现大的民族纠纷.     

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

明朝后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发生异动,国家法律对妇女的限制有所松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地区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了萌动,她们淡漠贞节观念,追逐时尚,注重才情。不过,由于封建理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     

试论《诗经》叙事诗的小说因素

《诗经》中的诗 ,特别是“十五国风”中的诗 ,虽大多是抒情诗 ,但已出现了一些有情节、有人物 ,具有浓厚故事性色彩的叙事诗。即使是一些抒情诗 ,有的也含有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有含蓄优美的景物描写 ,显示出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些诗歌都包含有丰富的小说因素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