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红色知识分子”培养的焦虑:“又红又专”与“腐化变质”——从文学史的角度

毛泽东在"红色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上煞费苦心。他本寄希望于旧有知识分子能改掉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性直接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红色知识分子"培养上,可是,这些成品或半成品的"红色知识分子"很快就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流合污",成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于是毛泽东陷入了对知识分子改造——培养——再改造的无限焦虑之中,他甚至认为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思想文化上的"大革命"。人类文明必须处理好政治权力与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     

民国舆论界论“知识分子”——以中间派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

"五四"以后,由于文化价值系统被打破、知识分子出现过剩现象以及不能在抗战时期上前线作战三个原因,使得舆论界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在民国时期中间派知识分子所办刊物中,民国舆论界大都认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于国家和人民的。为寻找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转变和出路,舆论界在民国时期就喊出了"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民国舆论界认为知识分子到"人民"当中寻找出路的主张,直接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推行做好了自身准备。     

“三农“问题内在成因辨析

农业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业自身弱质性、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缺乏市场竞争力;农村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村的资源特征和人口分布局限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产品市场的建立和农业生产的后续发展;农民问题的内在成因在于农民存在种植的传统观念、"输血"的依赖意识和对资本、组织的不正确认识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错误转移.     

“到民间去”：民国初期知识分子心路

民国初期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到民间去"热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总体变动趋势."到民间去"有三个含义:知识分子对自身"不在民间"的反思;对"民间"内涵的界定;对如何进入"民间"的思考.这三个含义不仅是对民国知识分子心路的呈现,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分野,预示了其后民国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大体走向.     

“学二代”问题对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教育不断大众化、普及化,拥有更多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部分高学历知识分子"学一代"利用手中的科研优势和便利,甚至是权钱、权权交易的教育权力寻租,通过学术造假等手段助力"学二代"升学或者谋利。梳理媒体报道的"学二代"学术不诚信实例,着重探析"学二代"问题对青少年价值观念、奋斗精神、诚信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为健全完善教育立法、搭建多维教育体系、抓好"学一代"科研队伍建设和"学二代"思想道德建设寻求相应策略。     

论文化资本对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影响——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启示

乡土文化是农村义务教育得以均衡发展的文化资本。以"城市阶层为主导"的教育话语、"主流文化为主导"的课程资源及"学历至上为主导"的身份认同等义务教育文化资本,造成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相对窄化的教育理念、匮乏的课程内容和片面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现。因此,在注重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和发展性的基础之上,重塑农村义务教育的农村性,树立面向农村人"生活世界"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念,发掘农村潜藏的地方课程教育因素,构建符合农村义务教育需求的发展性教育评价体系,走一条符合农村自身的文化资本重建之路,是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

葛兰西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含义:其一,向大众尤其是非学术群体的人传播知识,加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情感联系;其二,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权力的政治实践,培育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思中国社会实际,借用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概念,以期思考中国当下"知识分子"问题.     

地域文化与农村“当家权”流变——基于江汉平原桥村的文化社会学考察

通过对江汉平原桥村的田野调查,呈现了一个地缘性村落当家权流变的概貌及特征,其主要表现是当家权掌控者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调查发现,对于农村当家权流变而言,除国家权力介入、话语引导和被市场经济推行所重塑的家计文化奠定的基础性作用之外,地缘性村落社区文化有着重要影响,使当地妇女当家成为普遍共识,同时妇女自身对小家庭经营的投入和责任担当同样为她们掌握当家权赢得了"道德"优势和资本。由此可见,社区文化在重塑当地农村社会新的当家权话语和"当家"文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想象的底层”？——“代言人”立场的选择

底层文学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作家主动选择＂代言人＂的写作立场,以底层书写的方式呈现底层状态、凸显底层问题、探寻底层困境的解决方向,这既是当前底层写作群体的一种现实要求,也是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时代要求。     

“士”与“知识分子”——中西文化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观念比较

结合中外文化的具体语境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起源于"士",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既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西方知识分子则来源于古希腊的"智者"和中世纪的"传教士",是个体私有制度和商品经济的产物,他们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二者的冲突、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气质和人格操守.     

试论党如何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总结我们党 80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党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正确界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 ;同时还要努力探索文化事业自身的规律 ,严格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 ,坚决反对文化政治化。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线上“厨娘”的网络实践与文化资本研究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以促进新时代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和繁荣,"互联网+乡村"则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已有农村村民开始基于互联网技术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平岩村马鞍寨83位侗族成年女性"厨娘"的实践显然具有典型意义。这一群体充分利用了日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文化旅游政策的推动等有利条件,通过微信渠道有序地组织和传播"百家宴",成功地将传统文化资源提炼为文化资本,并藉由旅游产品转化为经济资本,进而提升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她们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增收之路,而且扩大宣传了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身份重构——以“后殖民”理论为视角

全球化所导致的边缘化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这种边缘化既是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也是社会与文化层面上的。这是后现代主义入侵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当全球化遭遇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这种强势文化类型时,其后现代主义特性也会发生形变,形成"全球本土化"这一奇特景观。"全球本土化"的语境存在于后现代,它从中国视角重构全球话语,选择"国学"复兴为方式,最终以新儒学建构的方式指向自身文化身份。虽然"国学热"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为出发点,应和转型时期市民阶层的文化追求,但其体系性不明显,同时迫切追求文化身份认同的状态。但"国学热"推动了新儒学的重建,作为"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正逐步成为中国文化身份中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新儒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也是重构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毛泽东主张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下决心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但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出的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消极传统;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和鄙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     

试论鲁迅前期小说中的“寻路人”原型

"赋义"的精神本能在文学作品中是以一种"寻路人"的原型恒久存在并随着民族、时代与社会文化的变化而不断置换变形的.本文以鲁迅前期四篇小说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为例,试图寻绎鲁迅及其同类知识分子努力为民族和自我重建精神意义系统的曲折历程,并试图借此揭隐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特征及其衍变.     

从“自由漂浮者”到“民众的先驱者”——李大钊现代知识分子观的形成与演进

作为思想文化主要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引领时代步伐先锋者的角色",李大钊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由传统的"士"转化成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从"自由漂浮者"转变为"民众的先驱者"的思想历程,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思考、定位与前途道路的选择,在一代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的意义。     

唐君毅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精神罪过”

近百年来,中国欲求国家富强与自由、民主、科学而不得,唐君毅认为主要罪过在于承担教育和提倡文化思想之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三大精神罪过:一是个人主义与师友之道沦丧,二是对待西学态度之怯弱与卑屈,三是缺乏一纯粹之科学精神。其根源是中国数千年儒学精神的陶养之丧失,因此,恢复儒学之反求诸己的精神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互赦免其"精神罪过"之唯一途径。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本文集中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进入新闻报刊、文化出版和教育领域,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这"公共空间"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转型和知识分子自身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乡土文化视角下农村社会转型与发展路径分析——以温州“转并联”改革为例

农村社会的转型,不单单依靠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只有当自上而下的推动与农村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才能成功。农村转型的自下而上发展需求,与乡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乡土文化发展过程中"人""时间"和"空间"维度直接影响着农村转型的进程,而温州通过"赋权+享利"的治理形式,"资本+期权"的动作机制,"社区+自治"的生活方式,"自愿+自主"的出入模式等,促进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推动与农村自下而上的发展需求相结合,无疑为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