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与草根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

进入21世纪,创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被改革家视为创新的复兴实验过程。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对公民治理成长之基本现状进行解析,接着针对草根社区自治组织成长之影响因素中公民治理意识、公民精神的作用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并在详细解析的基础上尝试探寻社区中公民治理的真实图景及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深层原因,期望可以为我国草根社区自治组织与公民治理的成长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框架。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我国草根社区中不断成长的公民治理与草根民主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尽其绵薄之力。     

公民自治精神与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

近现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公民自治精神是公民政治知识形成的基础条件.公民自治精神经由促使公民生成自主和参与的公共精神、民主与平等的公民意识、合作与互惠的道德品质而推动着现代政治知识的成长.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对真实世界中公民自治精神成长之现状进行考察,深入探讨公民自治精神的发育状况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对影响公民自治精神发育与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剖析.最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与研究,阐明提升公民自治精神从而推进公民政治知识成长的可行性途径.     

社区论坛:一种非均衡的博弈——以长三角地区三城市调查为例

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之中,社区论坛为公民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合作治理的共享空间。社区论坛是在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政府与公众围绕共同的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和探讨的平台,是解决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公共服务的一种常规机制。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表明,社区论坛成长中的非均衡博弈现状是影响社区论坛成长的制约因素与深层原因。只有促进社区论坛与居民自治精神的成长,才能进一步提升草根民主的品质;而社区论坛也将逐渐成为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最出色的民主风景。     

网络草根组织的生发机制探析

在公民社会浪潮的推动下,利用大众参与的力量,形形色色的NGO逐渐呈现在中国公众视线中.而伴随着整个社会志愿精神的扩散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基于互联网开展工作的网络草根组织开始大量涌现,并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对网络草根组织生发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对其组织形态和运作机制的把握.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话语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多元价值观念的融合以及通过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话语"的共同治理等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大意义。然而对于未曾经历过现代性之洗礼的中国而言,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究竟是现实的民主图景还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幻景呢?由此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层面的解析,分析后可以发现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前充分实现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似乎还比较理想化。因此本研究尝试对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实践的因素进行剖析,期望可以为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从"乌托邦"走向真实的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社会资本与我国的草根民主

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术界广为重视的“社会资本”问题,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社会资本与我国的草根民主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存关系。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因而制约了我国的草根民主建设。必须实施对公民的美德教育;促进社区合作网络的建设;加强草根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设;培育、壮大第三部门并充分发挥其在社会资本建设中的桥梁作用;从而形成我国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以此来推动我国的草根民主建设,并最终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网络话语民主中的社区社会政策参与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日益成为公民民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公共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网络的参与机制中,网络中的话语民主直接影响到公民民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通过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就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之影响进行解析,可见网络中的话语民主对公民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现状具有显著的影响,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民主的实现程度是其参与社区社会政策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网络空间话语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网络话语中存在有等级的能量场等特点,话语民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与条件在网络空间难以实现;但我们可以充分汲取网络话语民主中有益的民主精华,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话语民主之优势。     

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基于志愿精神的促动

汶川地震后,地震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大量崛起,这说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逐渐成长.志愿精神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精神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公民民主权利的觉醒;彰显了社团组织的作用;增强了社会个体间的信任合作.志愿精神的载体是志愿组织,因此,应推动志愿组织的发展,以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     

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法治意识之成长

公民密集参与网络有助于产生公共舆论和培养声誉,这是在复杂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作为民主和法治的核心要素之公民参与态度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关联性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有鉴于此,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在对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现状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公民参与态度对公民法治意识的影响,探讨推动公民法治意识成长的公民参与途径,则很有必要.     

社区田野间孕育的强势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弱势民主的缺陷和弊端的日益凸显,在西方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其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备受嘱目.而充分体现民主和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也受到信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对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实践之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深入解析,尝试对影响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缓慢的深层信任原因进行解析与反思,期望可以为社区强势民主从虚幻的民主景象走向民主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