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十七年诗歌个人话语的失落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特定的主流话语,十七年诗歌的主流话语便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自我的否定与清算,把自己的创作完全融入到政治的认同中。在这种认同中是作为诗的抒情主体个人性的消失,诗歌优美情致的消失。即诗人在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中是以牺牲诗美作为代价的。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浸淫之下不断萎缩,诗的创作不再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个人话语空间被标准化的政治语言所替代。在这种替代中,诗人期望成为称职的国家话语的承担者。     

文本中的话语殖民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广西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国家意识形态与北方汉族文学均显现了话语殖民的痕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政治形势、文艺政策导向与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广西本土文学传统中小说传统的缺失、本阶段广西作家队伍结构与培养机制的不尽如人意,也应该计算在内;至于作家本人出于对主流话语创作模式的膜拜而自行进行模仿导致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日常生活意义的拯救与回归——当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的流变

在任何时期,日常生活叙事都是文学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七年文学中,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形成了两种独特的结合模式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救赎和对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化张扬。“文化大革命”后,各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叙事力图从主流意识形态中突围并日益疏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环境下,日常生活叙事在极度膨胀之后陷入欲望化的泥淖里迷失其意义。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之中,一些具有使命意识的作家对于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意义进行着多向度的追寻。     

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之间——论解放区作家的一种写作状态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确立以后,解放区作家开始按照主流文学规范进行创作,出现了一系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但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在一些艺术成就较高的文本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文学的形象、审美对主流政治的疏离和消解,在一些积极实践文艺大众化的作家身上,我们发现了他们在自我言说与被主流政治言说的边缘游移、徘徊的写作状态.发掘研究这种写作状态中存在的政治主流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民间伦理话语之间的摩擦、冲突,以及政治主流话语对非政治主流话语渗透的现象,有利于深化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有利于还原解放区文学复杂的历史面貌.     

试析时代语境对电影剧本《武训传》的塑造

电影剧本《武训传》,在创作与修改过程中,有着不断的趋附主流意识形态的迹象,但最后却又存在着许多偏离。这一现象隐含着《武训传》之所以被批判的某些深层原因,从剧本中个人表达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消长态势预示着当时的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势。     

巴金五十年代英雄叙事再解读——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叙事论之一

巴金五十年代的英雄叙事,通过如对祖国、和平、人民等中心话语的认同,使其和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同构性.这是巴金的英雄叙事之所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和推崇的内在缘由.但在其同构的背后,他们赋予这些话语的意义却截然不同.巴金以其无政府主义中的某些理念,整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并置换为自我意义上的话语,这又使巴金的英雄叙事具有了异质性.巴金的英雄叙事的"异质同构",使其英雄叙事获得了独立的美学品格,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文化视阈下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蕴涵着对于战争中的个体命运的关注.这一文学精神无疑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巴金的这一文化立场逐步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并最终在全民失却理性的狂热思潮下,放逐了自我既有的异质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趋于"同质同构".巴金的英雄叙事既有的鲜明个性也失落殆尽.     

革命现代性语境中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

在现代文学中独领都市文学风骚的上海,1949年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红色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主流话语规训下,上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言说革命现代性的话语承载"主体",在"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中历经几度变形。在主流革命话语叙述视野中,上海的现代性承载"主体"角色,被工农兵革命者赋予了道德化的变色外衣。由于对城市疑虑、警惕、恐惧,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上海的"恶魔化"处理,上海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一朵"恶之花",成了革命者对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经过一系列改造的知识分子话语诉求载体的上海开始遵循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作为共和国追寻革命现代性的异数与另一种风景,"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却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行,勾起了人们对繁华的艳羡目光和现代梦的渴望。在共和国追寻现代的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以自己的话语言说自己,无奈地几度上演"变形记",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①。     

通往另一种民族英雄神话——以《艳阳天》为中心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塑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成为十七年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追求。在强大的意识形态规约下,复杂暧昧的民间英雄一步步地沦为不情愿的反英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注定要强势崛起,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关照下,这一＂拥有本身话语类型的叙事陈述＂,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神话的另一再造之途。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意识之迁变

文化是民族的根本属性,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问题也在“文化热”的讨论中成为了无法回避的话题.作为多民族国家,从上个世纪初以降少数民族文学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进程在不断前行,但在整个发展历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发展中历经了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被启蒙、被解放到文化自觉,整体上呈现出从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的萌发、文化身份的“遮蔽”再到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三大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甚至在许多方面与主流文学之间达成高度的契合,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境遇——兼谈主流体制下的中介系统及其角色功能嬗变

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征.它的文化态度趋向于守成,而目的则是为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纯洁性,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居于"中心"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文艺方针的调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处境日趋维艰.为了恪守其职,也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文化对策.而这一切,又与中国现行体制中存在的作协、文联等机构和领导型批评家所组成的中介系统密切相关;该系统曾按照自己的角色功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作家个体写作之间进行着上下沟通与协调,并发挥了重要的规约作用.     

偏离与趋同: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1949-1955年《人民文学》实例分析

1949-1955年的<人民文学>呈现出主流叙事与另类话语两种话语形态并存的局面,另类话语的特异存在显示了其与主流叙事偏离的同时,又有着对主流意识做出妥协与让步的精神态势.站在创作主体和编辑主体的双重视域下,从创作主体的边缘文本向主旋律妥协、编者主体于矛盾中的顺势而变以及双重视域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从而见出<人民文学>在主流意识影响下的基本特色与潜在特性.     

浙江作家与左翼文艺运动

本文是依据作者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设作出重大建树的浙江作家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卓越贡献,探讨其建构文艺新格局、引领文艺主潮及其创作提升左翼文艺品位的历史经验.     

陕西当代作家文学心态透视

陕西文学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注入了陕西当代作家不可估量的文学理念 ,重文与济世的两极同源是陕西当代作家的普遍文学心态。心中的文学梦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不为名利所惑 ,不为时势所动 ,甘于苦作苦为 ,顺境之时平心淡淡 ,身处逆境斗争不息 ,痴于文学 ,执着一生。     

文学符号的蕴藉

文学总是以话语蕴藉的形态而存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只能通过这种话语蕴藉而参与到文学活动中。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学语言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美学功能不以传达了什么为中心,而以如何传达为中心。笔者拟从传达美学的角度分析文学符号的蕴藉。     

试论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变形”

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变形"已从西方传统文学单纯的、局部的表现技巧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带整体性的创作理念,渗透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它随着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思维模式和观照方式的转变而成为一种必然;它借助具体的艺术技巧,最终以物化形态呈现于文本之中,从而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独特的话语世界,一个审美的变形世界.     

女性身体·五四话语·革命救赎

在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话语左右着文学创作时,丁玲试图通过对女性身体的革命救赎寓言化书写将女性书写融入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女性主体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扼制。然而,女身书写的自身逻辑却在另一层面干扰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不自觉地流露出作者未被泯灭的女性意识。     

网络写手创作特质解析

网络时代人的创作主体性较之传统时代有了很大改善,网络打破了文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从而对网络写手这一特殊群体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网络终结了创作的手稿时代,改变了写手的创作心态,给作者提供了写作与发表空间,它使网络文学形成了开放性的文本结构,使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开始出现。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问世,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它解决了新文学诞生以来长期困扰文坛的作家自身的立场态度、情感体验、美感情趣与其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它导致解放区的文学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由此而产生的权威话语和创作模式对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无法回避的重大影响。同时,对《讲话》的研究,也是关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发展规律的探索,它兼容诸多的矛盾、张力、悖论乃至魅力。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