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褒贬同形词的性质及成因——兼评新老《辞源》对这类词的释义

在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些词的词义同时或异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色彩,非常特殊:有的具有互为反义的褒贬两义,如“徂”字,既有“死”义,又有“存”义。有的由褒义变为贬义,如“大放厥辞”,由“铺张辞藻,大展文才”义变为“夸夸其谈,大发议论”义;或由贬义变为褒义,如“客气”,由“行为虚矫,不是出自真诚”义变成“谦虚而有礼貌”义。还有的由褒义变为兼有贬义而后来又只用褒义,或者由贬义变为兼有褒义而后来又只用贬义。     

《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中日同形词“先生”的考察

在汉语和日语中存在很多意思相近、用法相同的同形词,给语言相互的交流、学习提供了方便。但不留意的话就会掉入同形词的陷阱,使人们在交流中产生各种误解,严重的甚至引起摩擦。因此,中日同形词的对照研究对排除文化障碍也有意义。以中日同形词“先生”为例,对其在两种语言中的词义、用法、色彩等进行了对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汉语的“先生”具有不稳定性,词义一再萎缩;2）历史地看在感情色彩方面汉语的“先生”含褒义、贬义、中性,日语的「先生」基本上为褒义;3）语体色彩方面汉语和日语的“先生”相同,都可用于口语和书面;4）汉语的“先生”只是一个称呼词,而日语的「先生」既是称谓又是职业;5）日语“先生”一词增加了“对他人亲密的或带有玩笑的称呼”这一义项。     

论《诗经》中的“载×载×”

一“载”,究其本义,《说文解字》说:“载,乘也;”从车本声”。这明确地表明,“载”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以“车”为义符,以“哉”为声符,其本义从“车”而得“乘”意。最早文献,见诸《易·大有》,其文为:“大车以载”。然而,语言的发展,词义出现引申,人乘为“载”,而物乘也可以是“载”,如《诗·正月》“载输尔载”。再由此,乘坐之具也成了“载”,如《书·益稷》:“予乘四载”。更由此而产生“承”义,如《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事”义,如《书·     

读《诗》札记

王事教我(《坤凤·北门》) 王力《古代汉语》(以下省作《汉语》):“敦我和适我同义。”“适我,投给我。”按:《汉语》不用毛传训敦为厚,是对的。但从郑《笺》释为投掷,依然不对。据《经典释文》韩婴是训敦为迫的。又《常武》“铺敦淮濆”,韩亦云:“敦,迫。”敦训迫,义顺。《后汉书·韦虔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逼与迫     

鲁迅《故乡》里的“恣睢”

鲁迅《故乡》中的“恣睢”一词,论者多认为乃“横肆”之意,可与“暴戾”一类词发生联系,但难与“辛苦”发生联系.该文就此作了考辨,指出“恣睢”的基本意义乃纵性情、纵心肆志,它可以独立运用,也可以和“暴戾”或别的词连用;可用作贬义,也可以用作褒义.     

试谈隋唐五代汉语词汇的发展

隋唐五代汉语词汇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大量新词的产生.这些新词的产生,体现了词汇对于社会各种变化的敏感性.如:唐代的农业经济政策由均田变为庄田,由租庸调变为两税法,反映出了唐代农业经济由兴旺到衰落的发展过程,随之而产生了新词“庄田”、“租庸调”、“两税”又如:科举制滥觞于隋,发展于唐.由科举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词:“进士”、     

汉英“猪”字熟语对比研究

从语源、语音、语法、语义等方面,对六部汉英熟语词典和两个网站的232条汉语“猪”字熟语以及58条英语“猪”字熟语进行定量对比分析与定性描述发现,汉英“猪”字熟语异同如下：其一,来源具有相似性,但内容各具民族特色;其二,具有韵律性的特点,但韵律表现形式不同;其三,语法特点相似,表现形式不同;其四,汉语“猪”字熟语的贬义和褒义比例多于英语“猪”字熟语,但英语“猪”字熟语的中性义比汉语多.这对国际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读诗琐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诗选》是一个很好的唐诗选本。然而,白玉微瑕,其中的一些训释似乎尚可商榷,(?)琐记几条如次。1、杜甫《丽人行》中的“后来鞍马何逡巡!”原注:“逡巡”,急驰貌,形容杨国忠的骄横。按:《庄子·让王》:“子贡逡巡而有愧色。”白居易《重赋》诗:“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这两句中的“逡巡”都是却退、或欲进不进,迟疑不决之义。“逡巡”又作“逡循”、“逡遁”。《汉书·万章传》:“章逡循甚惧。”贾谊《过秦论》:     

试论词的比拟义

汉语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从历时的角度加以区分,一股分为本义和派生义两大类。而派生义呢,一般又按照产生的方法,区分为比喻义和引申义两类。如“担子”,本来是“扁担和挂在两头的东西”,但又经常“比喻担负的责任”(本文所引的词和释义均据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不再说明),这后者便是比喻义,即词的比喻用法凝固下来所形成的意义。派生义中除去比喻义,剩下的就全都是引申义。不     

“博士”称谓与手艺人

张清常先生所著《胡同及其他》是一部卓有建树、很有影响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中《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三期)在论及“汉语和蒙语不但相互借词,而且往往有些词彼此借过来又借过去”这一语言现象时谈到: “……又如‘博士’是汉语的词,蒙语借用,叫做[pak恤i],意思是老师。又被汉语搬回来,这就是‘把式’,意思是擅长某种手艺的人(如:车把式、花儿把式、武把式、老把式……)和贬义的‘把戏’(如:小把式、鬼把戏、耍把戏……)。由此猜想,在近代汉语里,有‘茶博士’、‘酒博士’等,虽然汉字写的是‘博士’,而词义上却与‘太学博士’相去颇远。如果看了蒙汉借词这种关系,博士——[pak扒i](师父)——把式(擅长某种手艺的人),那么,卖茶卖酒的人能够称为‘博士’,就比较自然了。”     

从法学命题到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论《尚书》和《文心雕龙》中的“辞尚体要”

《尚书·毕命》中的“辞尚体要”,属于法学命题,所言对象是诉讼办案,强调言辞整体样式的中正、得当;《文心雕龙》将“辞尚体要”主张置于征圣、宗经前提下,带有为文学写作立法的性质,它继承了《毕命》的批判精神,批判对象却由社会恶习转向浮靡文风。在论述结构上,《尚书》中的“体要”,虽强调中正,又兼含关键、简约之义,反映出上古时代汉语词义的混沌性;《文心雕龙》强调文学语言的规范、得当,将中正之义发展为折中的文论思想。“辞尚体要”之“要”,常表达纲领、关键、根本之义,简约之义则由“约”字取代,然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     

说“贤”与“您”

在汉语词义研究中,词义演变的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编纂一部历史性的《汉语大词典》,这部词典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诃义的历史研究上。在词典中,词义的历史发展应该是分别研究的,又应该是互相联系的。”词义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汉语词中,单音节词,即一个个方块汉字,其字义都有一个特定的变化发展过程。每一个字从它的本义出发,产生转义,即产生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它的演变历史,一方面受着社会环境和历史变革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例如“贤”,《说文解字·贝部》:“贤,多财也,从贝,臤声。”“贝”古代作为通货使用,为义旁,故“贤”的本义应与“财”有关。杨树达先生在《增订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贤》一文中也说:“加臤以贝,则以财为义矣。盖治化     

反训内部的词义引申规律初探

古汉语中有一种特殊的词义现象,即一个词具有正反对立的两种意义,传统上被称作反训。这种现象早在汉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晋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 “故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指出: “凡一字两训反复旁通者,……不可悉数。”直至今日在现代汉语中还存在着这种现象的残迹,如“借”,既为“借出”亦为“借入”;“天真”,既指“单纯可爱”,又指“幼稚无知”。可见反训现象在汉语中一直存在着,这同汉语词义的发展规律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在前人及同行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反训内部的词义引申规律。     

经史杂考三则

一、“道德”诂义 道德一名,乃中国古代思想中一极重要之范畴。而考其初义,则皆与行路有关。《说文》:“道,所行道也。”《荀子·王霸》:“道,行也。”《尔雅释诂》:“道,直也。”综此,道之本义,道路也。引申之,顺路而行亦谓“道”,或称“得道”、“有道”(“有”初义训取,见《经义述闻》)。再引申之,万物生灭所循之抽象规律亦称“道”。故庄子言:“道,理也。”(《缮性》)老子言:“道者,物之所由也。”(并见《庄子·渔父》)韩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释名》:“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德之本字,在甲骨文中从直从行,与今之“循”字形近(容庚说),“示行而视之之意”(闻一多说)。《庄子·大宗师》:“以德为循”,尚存古义。但其后此字之形与义变异甚大。其字本义今存于晚出之“巡”字中(《说文》:巡,视行皃)。而其字形在西周金文中则演变为“德”,战国古文中演变为“惠”,其义亦大变。所最可注意者,是字中增入“心”符,为甲骨文中所不见也。《左传桓公二年》:“在心为德”。     

《史》、《汉》句读商榷二则

近读《史记·殷本纪》、《汉书·艺文志》,疑两处句读有误,特商榷如下:一、《史记·殷本纪》:“祖己曰:‘唯天监下典厥义。’”(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尚书·高宗肜曰》作:“祖已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故《史》例应读作“祖已曰:‘唯天监下,典厥义’”译成现代话是:“祖己说:‘上天考察下民,把义作     

汉语语音特色与我国民族声乐的润腔美

（一）声乐艺术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我国的民族声乐是建立在汉语基础上的。汉语有四声,欧洲的语言只有重音而没有四声。西洋声乐在进行基础训练时,通常主要是练aeiou几个母音。而我国的民族声乐在进行基础训练时,主要讲究的是“咬字”。所谓一个“字”也就是一个音节。是由形、音、义三个基本因素,按文字构字原则组成的。音韵学家根据声母的发音部位不同,把三十六个字母分为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五类。后来又分为七类,后来再又把三十六个字母分为“清音”和“浊音”两大类,“清音”指不带音的辅音,“浊音”是指带音的辅音…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退休诗中有佳章

退休,最早通称为“致仕”,《公羊传·宣公元年》即有“退而致仕”的记载。何休注云“:致仕,还禄位于君。”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退休也称为“休官”,如李商隐《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诗“: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有时,退休还被简化成“休”,如杜甫《旅夜书怀》诗“     

释“很”

《汉语成语词典》(甘肃师大中文系编写)“羊狠狼贪”条中将“狠”字训为“狠心”,并指出该成语语本《史记·项羽本纪》,“原指为人凶狠,争夺权势”。对此本人尚有异议。查《史记·项羽本纪》原文为:(宋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文中之“很”用的是本义,当训为“不听从”,决非“狠心”、“凶狠”之意。《说文》:“很,不听从也。”正是释的本义。《汉语成语词典》既指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