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NGO的资金困境及出路——以福州市“简单助学”为例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猛,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资金困境成为制约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瓶颈。因此,探寻合理的筹资机制就成为草根NGO发展的重要议题。文章以福州市"简单助学"为对象,针对当前草根NGO的资金困境现状,研究其问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草根NGO走出资金困境的筹资对策。     

环保NGO——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组织化模式——兼谈山西省环保NGO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严峻,整合和发挥环保NGO的巨大潜能,己成为倡导全体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得力举措。在过去的几年中,环保NGO成为普及环境教育的重要力量,但在参与环保决策、影响环境措施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微弱;环保NGO的自律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放眼未来,环保NGO应当争取稳定的经费支持并注重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拓宽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NGO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及其环保实践能力分析

当前中国环境NGO在数量和规模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环保实践能力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环保实践的效果较差。究其原因,既有环境NGO自身建设不足的因素,更为关键的因素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为克服上述困境,一方面政府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环境NGO开展环保实践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环境NGO也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环保实践能力。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制约中国民间环境NGO公共参与能力的因素分析

文章分析了中国民间环境NGO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特点和不足，认为制约其公共参与能力的因素有现存的法律政策、民间环保NGO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和社会公众参与能力三方面的因素，提出民间环境NGO要正确地定位组织的发展目标，转变发展策略，从注重提高项目的执行能力的向提高公共倡导能力转变。     

中国社区NGO社会资本问题及其优化

社区NGO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在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公民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意识、实现社区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发挥空间,但现实中,却因为其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而导致功能受阻,甚至威胁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应该从中国文化环境出发,建立有效的社会信任网络,加强社区NGO的管理体制和规范建设,积极建立支持与合作网络,进而生成和优化社区NGO社会资本,促进社区NGO角色功能的有效发挥,以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原则。公众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决策既是环境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政府制度设计的产物。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主要有成立或参与NGO;参与咨询委员会;参加听证会、座谈会等公民会议;提起环境诉讼等四种。而信息公开与自由获取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等制度安排保障了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参与。     

内容提要

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由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的设计。环境的治理方式是决定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研究国内外环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例,论证了文化在环境自主治理当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影响

在中国的扶贫进程中,扶贫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其作用优于经济发展对于扶贫的促进作用.在财政资金边际投入递减的前提下,需要不断创新中国扶贫体系,让更多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扶贫,发挥他们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减少政府直接运作,以提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并确保中国扶贫工作的顺畅开展.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论环境侵害与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两种现象.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侵害是现代社会新型侵害行为,其概念至今尚未统一;且其具有与传统侵害行为迥异之性质,致使传统法学理论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面前不得不重作调整,从而推动环境法理论的发展.     

环境营养

通过环境、营养、营养素的定义提出了环境营养这一新的概念,重点对自然环境物质营养如空气、水、声音、阳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从而阐述的了环境营养对人们健康的重要性。     

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存在着联系,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区别.我国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应遵循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或安全.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这些直接法益,其次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赖于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其中的要素这些间接的法益.     

公平与补偿: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

“环境政治学”的提出,把环境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环境伦理学”的提出,把环境问题上升到伦理(哲学)高度。环境问题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是20世纪中叶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的结果,它导致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现代化。环境公平与补偿是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而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是其中的关键。     

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建构中,应该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自身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以准确展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的研究,在于解释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有效回应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逻辑的研究,重在厘清环境公益与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等问题。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学术界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基础。环境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社会道德原则的主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对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采取整合态度 ,因而能够超越这两派 ,成为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备的理论 ,并能够在不同层面上指导人类保护环境的实践活动     

走出困境--对传统环境权学说的反思

面对严重的环境危机,人们提出环境权理论,并形成了基本人权说、财产权说、程序权说、人类权说等多种学说.但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构想不能够遏制环境危机.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性.我们应当摈弃传统的方法和观点,以环境产权取代传统的环境权,这既是环境权的出路所在,也是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危机的有效途径.     

论环境行政指导——环境法视野的行政指导问题分析

随着行政理念的不断更新,行政指导作为非强制性的事实行为被应用到实践中。行政指导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结合是基于环保理念和行政指导的互融性、共通性的必然趋向,这是行政指导得以应用于环保领域的理论依据。对其法律依据的思考不能过多地拘泥于行为法的限制,而应该更多地强调对其权限、程序等方面的合理规制以及对相应责任的规定,以期环境行政指导能在法治轨道上顺利运行。     

环境犯罪论

环境犯罪是违反环境保护法,严重污染或破坏自然环境资源,使生态平衡、人身安全或公私财产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环境犯罪形成发展的成因在于:当代人的逐利行为、环境法律的缺陷、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的缺陷。入世后,环境犯罪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