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伤心碧”

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词,曾被宋人黄昇誉为“百代词曲之祖”。这两首词是否李白所作,古今学者向有争议,在此暂且不论。本文要说的是《菩萨蛮》“寒山一带伤心碧”句中的“伤心碧”,究竟应怎样理解。《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1日《文学遗产》版登载了丁成泉先生的《“伤心碧”浅解》一文。文章列举了俞平伯先生和沈祖棻先生的两种看法。俞先生认为“伤心”一词是“重笔”,“伤心碧”释为“极言晚山之青,有如碧玉”,犹言非常之碧。还举杜甫     

《“江枫”新解》补证

拙著《“江枫”新解》(载《社会科学战线》82年1期)发表后,不料竟引起一场小争论。一九八三年秋,笔者在陕西师大图书馆偶而看到叶昌炽编篡的《寒山寺志》,摘记数条,以为《新解》的补证。一、诗题《枫桥夜泊》之“枫桥”,宋代以前本作封桥;诗句“江枫渔火”之“枫”字,原亦应指封桥,与枫树无涉。《苏州府志》引《豹隐纪淡》云:旧作封桥,王郇公居吴时,书张继待刻石作枫字,相承至今。天平寺藏经,多唐人书,背有“封桥常住”四字朱印。知府吴潜至寺赋诗云:“借问封桥桥畔人。”笔史言之,潜不肯改,信有据也。翁逢龙亦有诗,且云寺有藏经,题至和三年曹文     

幽门螺杆菌也“伤心”

幽门螺杆菌与胃病密切相关．这是事实。然而，最近意大利一项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可能对心脏也有害，它与心律不齐有关。     

《小尔雅》补证

通过文献记载的考察可证明,《小尔雅》的内容是可靠的,成书年代应西汉时期,作者可能是楚人。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金瓶梅》成书补证

《水浒》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回和《金瓶梅》第一回到第九回,外加第八十七回的内容大体相当.这是易见的事实,简单明了,不会引起争论.从来的文学史论著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以《水浒》上述几回为依据,写出我国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文作者《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一文,指出《金     

杨树达《论语疏证》补证一则

杨树达<论语疏证>之宗旨为"疏通孔子学说",该书"首取<论语>本书之文前后互证,次取群经诸子及四史为证,无证者则阙之."且"一章数句,句各有证".(<论语疏证凡例>)然<论语·子路>、<论语·宪问>有孔子与其弟子樊迟和南宫适关于耕稼的谈话记录,就其耕稼之句,可证,<论语疏证>却阙如,今详补之.     

“科炭”补证

吴善中同志《追叙“科炭”功释疑》一文(见《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对邢凤麟同志《追叙“科炭”功质疑》的若干论点提出异议,论证拜上帝会“科炭”救人和太平天国叙“科炭”功都是历史事实。我同意吴善中同志的观点。这里再就《释疑》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些史料,对“科炭”     

“当”字补证

《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曾刊拙文《〈史记·项羽木纪〉中的两个“当”字》,现再补两证: 一《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而为齐之役人东郭邮察知一事,亦见于《吕氏春秋》、《说苑》等书。役人或作东郭牙、东郭垂等等,但事迹相同,记述文字相似。役人是从两人谋划时的神色、口的形状、手指向莒国的态势,并结合“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的实际而判断出来的。役人回答两人诘问时,关于手势的陈述,各书所记如次: “兴手而指,势当莒也。”(《小问》) “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吕     

也论《水浒》中的“招安”

《水浒》问世以来,“招安”问题时有争论。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招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认为《水浒》中的“招安”基本上是真实的,是宋江思想局限性的反映。本人赞同这一看法,但觉得言意未尽,故写出下面这些,以求教于大家。一、从宋江所处的环境看,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又是被“逼下梁山”的——“招安”是真实的。提到“招安”,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宋江。宋江是“招安”路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几经周折,他和众好汉走上梁山,最终又走下梁山。     

《孔雀东南飞》产生时代补证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自二十年代梁启超提出“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的看法以后,六十年来几经多方探讨,现在学者们基本上定为建安时期。但直接的证据除《玉台新咏》收录此诗时的小序而外,没有更早的了。这里补充一条证据。《史记·荆轲传》:“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丈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所云丈人,谓淮阳宪王外王母,即张博母也。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丈人故言迟。’此言“三日断五疋,丈人故言迟”即出《孔雀东南飞》。韦昭为三国吴孙皓时人,他称之为“古诗”,说明《孔雀东南飞》三国以前就有了。韦昭所见比《玉台新咏》早三百年。     

《金瓶梅词话》词语补证

对于《金瓶梅词话》中的词语,前人已做了大量考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部分词语的内在理据及解释论证仍不准确、不充分。文章就前人释而不确、不备者,运用同时期其他山东方言文献资料、现代方言材料和书中内证,对书中"吊"等三个释义不确的词语,进行了辨证考源;对书中"隔二骗三"等三个释义不确切的词语,进行了补证考源。     

《聊斋志异·人妖》补证

《聊斋志异》的知名注家吕湛恩在《人妖》篇注文中指出故事与明代一桩刑事大案有关,并简略介绍了此案情节,但是未说明资料来源。明人陆粲《庚已编》卷九《人妖公案》备言其详,可作为阅读蒲松龄之作的参考。《人妖公案》载:桑冲系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湾文水东都人,本姓李,因被卖至榆次县桑茂家,从其姓。桑冲奸骗妇女的邪术得自大同府山阴县人谷才。谷才为桑冲易容,“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戴上鬏髻,妆作妇人身首”,使之外貌纯然女性化了。此外,又授以“描剪花样、扣绣鞋顶、合包造饭”等妇女应有劳动技能。蒲松龄笔下的王二喜在形貌上“年十八九已来,颇风格”,在女工上“缝纫绝巧”,可谓深得桑     

《聊斋志异·小谢》补证

“三会本”《聊斋志异·小谢》:陶三望“好以诗词讥切时事,获罪于邑贵介,日思中伤之。阴赂学使,诬以行简,淹禁狱中。”按“行简”简字当从青柯亭刻本作“检”。行检,指操行。《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不修行检,尝在江淮间攻略商旅。”同书《任诞》“阮公邻家妇有美色”《注》引王隐《晋书》:“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类此也。”可见不修行检,指奸、盗之类劣迹。上文     

毛本《花间集》来源补证

毛晋汲古阁刊本《花间集》是一个比较精审的明刊本,但其来源尚无定论.陆游跋本《花间集》仅是陆氏题跋的一个宋本,并没有刊刻流行.毛晋所谓陆跋本是自己借用陆游跋文抄补的某一宋本,这个宋本很可能就是聊城杨氏海源阁曾藏的鄂州公文册子纸印本,毛本多从此出,但毛氏刊刻时也参照了其他版本.因此毛本的来源不能简单地指定某一本子,它是一个综合各本而又较多沿袭公文纸印本的一个新版本.     

“为”“谓”相通补证

读《诗经》,看到《邶风·北门》:“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原以为“谓之何哉”,即“还说什么呢”。后查阅王引之《经传释词》和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才知“谓”和“为”二字相通,常常互相借用。看来,“谓”作“说”讲:不妥了,应作“为”解。“为”有向、对意,“为之何哉”,即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呢。余冠英先生《诗经选译》译作“教我还说什么话”,但注释时又取王引之“谓即奈”一说,似不太明确。“谓”有“奈”意,“奈之何哉”,即对此有何办法,直接作“为”讲,不更贴切些吗!再,《王风     

《释名疏证补点校》序言

一、《释名》的性质、体例与价值 《释名》,东汉人刘熙撰。是一部用声训(音训)来释义,即用音同、音近、音转的字来解释字义的训诂书。刘熙在《释名·序言》中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名称,“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他说他著此书的目的——“叙论指归”,是推究万事万物命名的由来,因而“谓之释名”——把他的书叫做《释名》。     

《盘中诗》汉代说补证

《盘中诗》汉代说补证跃进《盘中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篇名作，传说屈曲写在盘子中。但是作者是谁，它出现在什么年代，目前都还是一个谜。这首诗最早收录在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九。其署名及排列次序在诸本《玉台新咏》中颇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如：赵均覆宋陈...     

《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

顷读卞孝萱同志《刘禹锡年谱》(五十五岁,127页),对风行已久的《陋室铭》提出了疑问,首先否定了“陋室”在和州、定州的传统说法,认为应在洛阳附近的荥阳,至于“铭”,则从内容和书写等方面提出异议,具见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