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国际体系转型方向的思考

东亚作为大国比较集中的地区,其发展和稳定备受瞩目。而在地区大国的互动过程中,未来的东亚国际体系将向哪个方向转型,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从体系结构、体系制度、体系文化等国际体系转型的要素出发,探讨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方向表明,若以均势体系为转型方向,长远来看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协调体系在理论上要优于均势体系,在东亚地区也有一定的适用性,可以作为未来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符合东亚地区的长远利益,因此中国可以引领东亚国际体系向协调、稳定、共生的方向转型。     

国际体系转型与当代美国对外战略——兼评《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

1648年"威斯特伐尼亚和约"的签订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从此,建立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基础上的欧洲国家体系逐渐演变成由独立国家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是不同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美苏双方对当时国际环境错误判断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紧密交融,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以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向纵深发展.新出的夏立平专著<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以下称<当代国际体系>),以新颖的视角论述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特征,诠释在当今国际体系环境下大国战略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过程.     

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兼论中国的对策选择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体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体系结构主要是由体系中重要大国的物质实力分配决定的，大国实力分配的明显变化会导致国际体系发生相应的转型。以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一国际体系观分析冷战后到现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可以从世界、地区、国家三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     

当前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目标和路径——开罗会议之于国际体系变革的战略含义和当今启示

开罗会议是现代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一大重要起点.开罗会议前,中国凭借二战的一大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促使战时主要盟国接受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当时,中国政府时于国际体系有着明确的判断:即中国具备成为大国的条件和潜质、中国应凭借其战争努力获得国际权利、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以及中国应主动改善外交环境.这些认识对于今天的中国仍具有一定意义或启示.二战结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行为体的基本性质、国际体系的基本权势结构、国际体系的基本制度方面促成了国际体系的若干变革.但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塑造自身并以此塑造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的努力方向,并大致包括中国对自身身份的定位或战略目标的确立、能力建设和信心建设、国际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国际体系逐渐完善的贡献、自我约束能力等五个方面.     

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对二战前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以后 ,又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 ,是与不同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直接相联系的 ,它既是国际斗争的重要场所 ,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形式。它反映了当时的国际主导力量和大国的霸权地位 ,并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展变化 ;同时它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信息化时代单极多元国际体系特征探析

当代信息技术以电子计算机为主体、互联网为通道、数字化为灵魂,通过催生知识经济,建构网络社会,酝酿新军事变革,助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面貌。信息化是工业化的深化和升华,它以差异性的发展和不平衡性的促进重构了世界各国经济的面貌,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重新排列和国际战略力量的差异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信息化的时空中,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也在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变化、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出现新的变化。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国际政治效应必将产生国际体系结构性变迁的动力,使两极体系让位于单极多元型国际体系。     

系统演进视角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

从国际金本位制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百年变迁,其演变既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大国经济利益博弈的最终结果,更是货币形态、汇率安排以及国际收支调节手段改进的演进过程.借系统论的研究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及其运行演化规律,从而为我国参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探索进程提供参考.     

制度性权力竞争与中国策略体系构建

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迁显著表现为主要大国间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中美国际制度性权力竞争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演进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策略体系是中国在制度竞争和秩序变迁中维系自我发展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关键因素。国际制度策略体系包含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三层内容:国家处理与国际制度关系的策略(创建、进入与破坏)、国家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家间关系的策略(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国际制度间关系的策略(互动、竞合与对抗),三个层面及其具体策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为工具对中国的国际制度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应通过“改革—创建—退出”三位一体策略进一步完善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更全面地考虑积极和消极的制度方略,更加清晰地确立和传播其和平导向和合作导向,但并不完全忽略强制性和冲突性策略的制度性权力观。中国国际制度策略体系的构建将极大地有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     

1814—1848年维也纳体系下的英俄相争和均势政治初探

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统治秩序和国家体系称之为维也纳体系。英俄相争促成了1814—1848年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政治形势。纵观国际体系的历史演变,国际和平都是一种诸多力量或因素相博弈的结果。而作为一种地缘政治下的历史现实,边缘大国博弈下的多极均势更有利于国际和平的产生。     

21世纪初中国对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国际体系变革视角的探析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重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总体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国当代外交坚持统筹兼顾的对外关系原则,出现了重要转型。在此以国际体系变革视角探析冷战后中国大国与邻国外交的转型,以探索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对外关系流变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转换问题研究

国际体系由其内部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而结构形成,结构单元的性质以及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决定了体系结构和体系模式。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作为主要结构单元彼此之间互动,对国际体系的内部权力分配产生影响并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表现为一定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行为上的可预期性。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体系运行态势还是从相对微观的行为体互动结果来看,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鉴于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结构单元,人们可以通过对主权国家持有的国家权力规模和其他主权国家间权力指向冲突与利益关系的分析,对国际体系的特征做出基本描述。国际体系结构单元的权力互动主要体现为大国间的权力互动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大国的权力欲望伴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而持续膨胀,进而产生对已有国际体系内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安排进行调整和改变的企图和行为。     

当前国际环境下的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文章认为 ,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与大国单极战略的碰撞中继续发展。文章提出 ,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 ,发展大国关系 ,重视亚太安全环境 ,稳定周边关系 ,扩大贸易合作 ,加强经济外交是中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最佳选择 ,有利于创造我国较长时期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考量与国家角色定位——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思考

作为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否决权的行使上一贯秉持着慎重的态度,通过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以来25次行使否决权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始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的同时,经历了由基于政治结盟的考量向基于更广泛的发展利益的考量的巨大转变。这种国家利益考量上的变化也是对国际体系变化的一种反应和适应。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大国＂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和强调的国家定位。这种相对稳定的国家定位影响着国际体系中互动的行为体之间互相行动的至少是最低层次的可预期性,降低不确定性。     

从卢梭到凯尔森：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现实路径和发展方向

国际法同国际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讲,国际法律秩序的构建需要国际政治因素的推动和保障。文章从分析卢梭到康德、凯尔森的和平观念入手,通过对比三人对和平构架的异同,结合当前国际法律秩序格局的发展,为探寻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寻找途径。同时试图在目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框架之下,寻找＂用制度对大国意志进行规制是不是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方式？＂＂怎样能够将大国意志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影响最小化？＂的答案。     

科技发展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科技发展会对国际体系的两个基本要素——单元、单元之间的互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状态以及单元互动和相互依赖方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发生演变。由于全球各地区的科技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各个国际次体系的单元及其互动所受到的影响也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导致各个国际次体系演变的非平行性。科技发展还具有加速规律,这又使得国际体系的单元及其互动的改变也具有加速性,从而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演变呈现出加速特征。     

统一大市场维护、长臂数字管辖与国际数字垄断治理

长臂数字管辖阻断和国际数字垄断治理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排除外部干扰的重要举措，可以从数字政治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和设计阻断方法和治理对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发展为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提供了更多政治借口和数字工具，对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风险和危害也最显著。能够从域外法律管辖权对冲角度构建法律阻断体系，从全球产业链完整性、供应链安全性、价值链增值性和创新链迭代性角度布局产业对冲体系，从市场对冲和货币对冲角度构建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从伙伴国家合作与对冲角度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阻断长臂数字管辖和国际数字垄断行为。中国作为新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大国，不仅是反对数字殖民主义、数字帝国主义及数字霸权的社会主义新兴大国，而且为数字政治学、数字经济学和数字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智慧。     

中国崛起的进程与意义

由于大国成长是社会性成长与物质性成长的统一,因此有必要从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中国崛起.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可分为成长准备期(1911～1956)、成长探索期(1956～1979)、迅速成长期(1979～2009),并开始向平衡成长期(2009～)转入.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有至少八个方面的意义:即实现了古老文明延续与现代文明对话,发现了开放性革命与开放性改良相连贯的复兴之途,树立了大国社会性成长规律的又一典范,探索了依托发展中大国群体共同崛起的新模式,推动了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中庸、和谐、和平共处的思想丰富了国际政治文化,维护并缔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多维和平,开辟出东方发展中大国跨越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与人民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的伟大战略抉择.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所扮演角色的追问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同时会加速解构西方传统霸权崛起理论在国际社会的习惯性影响,开辟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平发展的成就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构成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必须继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着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打造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体系.     

论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基于结构-单元模式的研究

结构-单元模式的国家身份理论是体系理论.它既重视国际体系的结构因素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又考虑了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对国家身份的塑造.在将这一模式用于解释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平、发展等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结构,有助于塑造中国合作型的战略文化.而抱持这一战略文化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可以破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国地位上升的陈旧理念,可以破解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难题.同时,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也已引起了中国观念的深刻变化.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则是这些变化的国内基础.     

国际保险法释义与国际保险法学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推动了保险资源的跨国流动,规范跨国的国际保险活动并确保国际保险市场运行秩序和各国保险业稳定发展的法律制度——国际保险法,成为国际经济法体系下派生出来的新兴法律学科。国际保险法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国际保险法,应从澄清对"国际保险"现象和"国际保险法"的认识入手,揭示国际保险及相关法律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发展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界定国际保险法的基本概念和性质、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下的国际保险法学研究任务和内容,为丰富和发展规范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经济法体系和内容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通过揭示国际保险法学研究状况和面临的挑战,从而促进国际保险法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