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成体统的故事”背后——评王安忆的《三恋》

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杰作《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表面看来,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三部中篇小说讲的都是所谓“不成体统的故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写的都是我们社会所鄙弃的“婚外恋”;《小城之恋》写的则是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原始情欲的萌动、狂热到园寂,但透过这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作者有意识地把艺术的视角转向恋爱中人们的心态世界,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论文学中性描写的审美标准

二十世纪初,郁达夫的《沉沦》以赤裸大胆的性描写而被认为是“淫荡的文学”,“色情的文学”。周作人以宽容的态度,从“人的文学”这一角度出发,作《沉沦》为郁达夫进行申辩。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划分文学中性描写与色情描写的两条标准：其一在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态度。凡是严肃的性描写,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反之,以淫秽为最终目的的作品,其中的性描写则是色情的描写。其二,文学作品中严肃的性描写“不但不损害而有时反而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价值”。从这两条标准出…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     

《玉台新咏》的女性文学特征

《玉台新咏》是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它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学作品集,全部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收集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作者的作品,男性作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女性审美特征。     

情爱和命运交叉背景下的性文学

十年来女性作家的情爱小说经历了一个悄无声息的位移,从《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到《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锈谷之恋》,我们发现这个位移是从单纯到复杂,从社会存在到人性奥秘的位移。这种位移究竟是一种平面运动还是一种纵深运动,考察张洁、张辛欣、王安忆这几部作品之后,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纵深运动,它是沿着作家们对社会、尤其是对人性的思考纵深切入的。这种位移所包含的审美信息丰富而又耐人寻味,它至少曲折地反映出审美意识中求     

性——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领域——关于“三恋”思考

性,一度成了创作的热门主题。在热闹的性“爆炸”声中,文坛上赫然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三恋”与性+X(政治或别的什么)的作品不同,似乎纯写性,令人刮目。但我以为,不管有多少区别,它依然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

性描写进入文学领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现象。《金瓶梅》、《肉蒲团》的作者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从人性本能出发，通过对两位典型的性欲狂的描写，竭力渲染和肯定男性对自身生命力的崇拜以及性放纵的性自然观和性自娱乐心理，从而赋予其男性人生价值的象征意义。作品中性描写的手法直观而粗俗，其审美价值负面大于正面。这两部作品所代表的古代小说性欲描写的倾向，尽管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但对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必须持审慎态度。     

时代弃女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变态——论凌叔华、张爱玲的“闺秀文学”

鲁迅在评价凌叔华的作品时说:“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而可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提出了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偏师,即是那些闺秀派作家所写的“闺秀文学”。这种闺秀文学有两重限定。从作者来看,是出身名门大家的知识女性,凌叔华就被称为“新闺秀派”作家,具有温婉、娴静、从容、清逸的闺秀气派和艺术气质。从题材内容来看,是描写在现代社会变革和中西文化冲突中趋于没落和衰亡的旧式     

狂欢年代的“荒山之恋”——王安忆小说“三恋”的叙述经验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冲破“性爱禁区”的重要作品。这样的认识,一直影响到文学史对她的书写。通过细读办法,可以深入到小说内部,发现另外一些文本效果,同时也对作者当时隐秘的创作意图做出新的解释。显而易见,单纯的批评视角已不足以揭示80年代小说多元化的生产机制了,因为除了“纯文学”的因素外,大众文化也在进军小说的领域,成为其构思和谋篇构局的复杂语境。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分析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性别特征,并以"三恋"、《我爱比尔》、《神圣祭坛》、《弟兄们》等作品为范本,考察性别对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文本中的性别表述,论述性别视点对文本的作用。     

“我生不有命在天”试析——兼论《尚书》天命观

《尚书·西伯戡黎》一篇以祖伊与纣王就西伯戡黎这一重大事件的对话为内容,当记述到满怀忧国忧君之情的祖伊向纣王报告殷朝岌岌可危的国运的时候,作者特别选用了这样一个句子来刻划纣王当时的反应: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寥寥数语(这是全篇中纣王的唯一对白),使纣王的痴顽昏庸之态跃然纸上。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此句无疑堪称上乘。然而,如果仅仅把此当作一般成功的文学描写来看待,那就大大辜负了作者在设计此句时的苦心。愚以为,此句绝非作者随意之笔,同时也不能脱离《商书》以至整部《尚书》作孤立的理解。事实上,对此句的探讨必将多少有利于我们从更深的程度去体会《尚书》的思想内容。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试论王安忆小悦中的性别关系

王安忆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的“性爱”主题而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不过,我认为王安忆超越了这一主题,她仿佛更热衷于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当然,这里的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性关系以及情爱的精神性关系,在“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后一种关系是次要的。“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开始具有一种观念的意义。两性关系在物质利益关系和精神渴求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变为一种带着各种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关系。这类关系里包含着性吸引力、现实的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理解和宽容以及精神上互相沟通的深层欲求等等…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金瓶梅》“性目的论”初探

《金瓶梅》历来被视为“淫书”,即便是那些为它唱颂歌的论者,也一定在“但是”之后谴责一下它的性描写,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亦即不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而从性学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金瓶梅》,情形兴许会不大一样。吴晗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金瓶梅》“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邁胁而予以摈斥”。“逼胁”之感大可不必,     

王安忆《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析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 ,中国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早在八十年代初期 ,王安忆的《雨 ,沙沙沙》等系列作品便受到公众的注意。二十年来 ,她一直活跃于文坛 ,以其独有的情悟写出了一系列“上海往事” ,从早期的《流逝》、《逐鹿中原》、《好婆和李同志》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长恨歌》、《妹头》 ,无一不是王安忆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 ,似乎要成为它忠实的记录人和传言者。而在王安忆看来 ,“要写上海 ,最好的代表是女性 ,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 ,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 ,让她们伸展身手………     

中国文学中的别一景观──谈“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

中国之有“写妓女”的文学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人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但 其思想和艺术,都不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虬髯客传》。及至宋、元,写妓女的话本便在市民和 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曾朴的《孽海花》,应是在中国帝制 的封建社会里写妓女的压阵之作。妓女中最早创作文学作品的是六朝南齐时的苏小小。唐代妓女 人多,诗妓也多。宋代妓女中能诗而又有志气者当推歌妓严蕊。明代妓女中出现了散曲家。在妓女 出身的文学家中,要算明清之际的柳如是最为有名。她的作品,为妓女写的文学作品作了很好的终 结。“写妓女”的文学和妓女写的文学,都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痴迷于这个星球的作家”— — 彼得·马修森的环境书写

作为环境保护主义者、自然文学家和小说家,美国国家图书奖二度获得者彼得·马修森的写作视野极其开阔.在自然文学写作中,他致力于描写人类足迹罕至的大自然;在小说创作中,他致力于揭示造成环境破坏背后的各种深层社会根源.无论是自然文学写作还是小说创作,从第一部作品《美洲野生生物》到最后一部作品《在天堂》,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各种环境问题始终都处于其写作视野的中心,充分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生态情怀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