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穿越时空的心灵契合--论张爱玲散文的禅味

张爱玲散文和中国式的佛教--禅宗有着某种心灵契合,主要表现在她的散文追求日常生活的诗意栖息与佛教推崇的平常心即道心相契合;注重写眼前之景与心中的感动,与禅宗的顿悟相契合;解甲归田式的自由抒写与禅定式的艺术思维相契合,因而使她的散文透出一股浓浓的禅意.     

《佛学丛报》与民国佛教复兴

作为中国第一份佛教报刊,《佛学丛报》在佛教传播的近代转型中担当先锋,开创了佛教报刊事业,成为民国佛教复兴的标志性成果;它作为舆论阵地为维护佛教权益鼓与呼,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还以广阔的视野吸收与宣传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为中国佛教发展提供借鉴;强调佛教的世间性,并发掘佛教中与新时代新思潮契合的观念以促进佛教的近代化,推进民国佛教复兴运动.     

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基本向度

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变迁伴随着"西学东渐"而展开,无论在佛教界、学界、居士界都有明显的现代性变迁痕迹并显示出具有中国佛教自身特点的理性化与世俗化发展模式。从佛学思想观念之变与佛教发展的社会调适这两个维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现代性向度可概述为三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理性思维及现代性观念对中国佛教思想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与融通多附会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及佛教内部进行理性化的自我批判与反批判;在社会层面,近代中国佛教开始谋求自身与现代社会的契合,这在佛教界主要表现为以太虚为代表的"人生佛教"及其弟子推行的以"人间佛教"为目标的佛教改革运动,在居士界则主要表现为居士佛教世俗化教团组织的建立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等;在研究方法上,开始用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替代"信解行证"的传统方法,这一佛学研究方法的变迁既是中国佛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促进了佛学的发展。     

佛教净土、基督教天国与非实在论宗教哲学

传统佛教和传统基督教都是持实在论立场的,但佛经和《圣经》中同时包含了非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佛教的净土可以从非实在论的立场得到理解,而基督教的天国则可以在非实在论意义上得到解释.它们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只体现人的生命状态.这一理解和当代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具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基于非实在论的净土观和天国观颇有相通之处,这为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论佛心对文学的影响

佛心佛性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人心人性是文人的终极关怀。本文试图通过佛心之于文学的影响,寻绎出佛学契合文心的理论支撑点及其文化使命、学术价值。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晓云法师觉之教育理念刍议

晓云法师倡导觉之教育理念之目的,是针对现代教育只教书不教人的缺失,提出的针砭之方,希望从根本观念上导正当前教育的偏差。惟其如此,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才能契合人的心性与需要。观念上的改变是教育改革的正途,技术上细微末节的变更只是徒劳而已。觉之教育理念是晓云阐述的重要教育理念,也是20世纪汉传佛教产生的重要人间佛教思想之一。本文试从觉之教育缘起,觉之教育三大原则、觉之教育两大形态等几个方面对此予以专题介绍,希望阐明觉之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对现代教育改革的重要启迪意义。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感应征验母题——以《观世音经》的盛行为考察中心

将一些神奇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佛与众生的心有灵犀,这是佛教感应观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与中土早已有之的感应学说相契合,在佛教大盛的六朝对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六朝小说中产生了感应征验母题,这一母题一般由民众陷入困厄,归心释氏乞求保佑解救,菩萨显灵使其脱离困厄三个环节构成,对后来的感应小说创作影响重大。     

爱与宗教的追求——多恩矛盾爱情观探源

忠贞与背叛是多恩爱情诗的两大主题，这一矛盾的爱情观有其深刻的爱与宗教根源。多恩宗教生活中背叛与皈依的经历使他一生都处于心灵的矛盾与冲突中，但是多恩始终都没有停止对宗教和爱的追求，他的爱情诗表达的是诗人由男女间的情爱进而体验到神人之间的圣爱的诗意理想。     

帝王角色的悲剧——《长恨歌》主题新解

《长恨歌》之“长恨” ,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朦胧触及而未深入追问的一种深刻历史遗憾 ,即一人主宰的封建专制政治和爱情是不能两全的。换言之 ,帝王的政治角色要求与其人性的自我需求是完全对立并以前者压倒后者的 ,从为爱而失政 ,到失政而复爱遂成为诗歌的结构红线。白居易的朦胧遗憾后来发展为苏轼的明确见解     

《伤逝》：怨弃主题的非道德化叙事

《伤逝》超越了传统怨弃型作品对两性关系的简单是非道德判断,藉由始乱终弃模式,通过弃妇子君观照出中国男性文人的人格特质,审视其爱情心理特点和审美旨趣,其中不无鲁迅私人化体验。涓生对子君的爱本质上是对理想中的拯救者幻象的爱,而他的被拯救是通过拯救（向子君启蒙）而获得。涓生是文化复合型人格的文人经典形象,旧文人的“女儿”情结和新文学青年的启蒙精神的双重价值观使他成为中国爱情文学史上的独特的真诚负心郎。     

论《围城》爱情伦理的三重主题

《围城》体现着特定的爱情伦理。通过对方鸿渐和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爱情纠葛的冷嘲热讽,钱钟书把他坚持的爱情伦理慢慢展示出来。《围城》的爱情伦理围绕本然、实然和应然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对爱情困境的客观叙述,表现了其主体意蕴;二是对荒诞的婚姻“围城”的热切关注,表现了其现实维度;三是对人生希望的执著追寻,表现了其理想主张。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魅力环

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曾风靡东西方许多国家,吸引着众多的读者阶层,并在世界文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其强大的魅力环。歌德刻骨铭心的切身经历从心中喷发而出,在最适合宣泄内心的书信日记里尽情倾诉,倾诉中重温昔日恋人的完美,而梦想、爱情和无情的现实一起被高度碾压成满腔的爱恨烦恼。绝望的一枪,凄惨而悲壮,了结了维特的烦恼,留给读者的是愁绪和心结。     

"创作总根于爱"--论鲁迅的情爱与创作

鲁迅的前半生是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的.朱安既给他带来了难以叙说的痛苦,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他自己的蜕变.之前,有已成为往事追忆的琴姑的痴恋;之中,有超乎于男女情爱之上的许羡苏的关怀.而真正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的,则是与许广平的惊世之恋.     

论弗洛姆生产性的爱

弗洛姆在其代表作《爱的艺术》和《为自己的人》中都阐发了真正的爱——成熟的爱的形态。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爱。生产性是弗洛姆性格学说的基本理论,而生产性和爱的结合则构成弗洛姆爱的理论的核心思想。他认为生产性是某种潜能的发挥,而生产性的爱则是爱的真正的本质,集中地体现在爱是给予,其形式是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     

精神分析与生命意识阐释——《喀尔美萝姑娘》文本解读

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喀尔美萝姑娘》是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古今中外的写作手法创作而成的,它展示了主人公“我”的爱欲、情欲与生命意识的流动过程。联系郭沫若的自传和他的人生历程,可以认为,这篇作品抒写了郭沫若的青春梦,他为自己孕藏多年的美神和爱神雕塑了一座丰碑。     

路遥小说的爱情悲剧及其现实隐忧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对现实人生一直怀有深深的爱与感悟。爱情作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路遥小说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意识到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也就敢于直面爱情的缺憾。路遥笔下的爱情主体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差距,这些差距就是导致爱情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路遥不只是展示悲剧,就像他想通过笔下的"奋斗"给读者以激励一样,他还想通过爱情悲剧以及对悲剧的抗争传达给读者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担忧。     

论情教思想与对佛教的态度——从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说起

将情视为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本源,以情为伦理道德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核心。他企图以情为基础构建完美的社会道德体系,却在"三言"中表现出种种背离自己的情教思想本意的言行。文章从《醒世恒言》对佛教既抨击又推崇的矛盾态度进行论述,认为作品对佛教的态度与情教思想相背离,主要是时代与个人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