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伦理学的性质:兼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本文针对现行伦理学把伦理学理解为关于道德的学问的片面性和忽视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缺陷 ,正面阐述作者对伦理学的性质以及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的看法。作者认为作为哲学分支之一的伦理学既是人生哲学、价值哲学 ,又是幸福哲学。伦理学的意义在于 ,它能促进个人反思和规划人生并为之指示路向和提供原则 ,从理论上为社会确立终极目标和构建价值体系 ,为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供理论观念、一般原则和活动规范。伦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反思、批判、构建有机统一的思辨方法。作者主张把运用理论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解决当代人类生活和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划分为领域伦理学研究、职业伦理学研究、人群伦理学研究 ,认为它们构成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领域     

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现代伦理学:没有伦理世界的存在——现代性现象学伦理学道路

现代伦理学的构型根源于现代性、现代哲学,伦理学面向"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为在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状况中反思现代伦理学及现代人的存在提供了契机。然而,现代伦理学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伦理世界"开端,必然面临缺失伦理世界的栖息之所,显示出现代伦理学自悖性存在和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同时,这也检讨了现代伦理学的现象学研究道路,以及现代情境中伦理学的独在性,或是道德哲学与存在本体论的辩证存在样态。     

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斯宾诺莎把他最成熟的作品称为《伦理学》,但此书不仅包含他的伦理学思想,同时也包含形而上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想。然而以往人们很少关注伦理学与后面这些学科(甚至是他的总体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少从"形式的"方面研究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涵。换言之,人们很少对他的伦理学概念的内在规定性和独特之处进行单独的考察,而这些方面正是本文的核心论题。我们认为,斯宾诺莎的最终目标是要构建出一种普遍伦理学。对他而言,只有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其他各门学科都要为伦理学服务。斯宾诺莎认为,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乃是伦理学的基础,但是它们的奠基作用只有在伦理学的视域下才能切实展开。虽然在《伦理学》中形而上学和物理学最先得到探讨,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诸多问题(如反目的论、反自由意志等)和既定的方法(如几何学方法、物理学方法)却负载着强烈的伦理意义与色彩,因此,只有参照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们才能深入理解他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地揭示他的伦理学的宽广的理论维度;而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乃是对人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个体的层面也包括人际关系的层面——甚至包括对国家之基础的探究,所以实已突破传统伦理学的阈限,他把以往归诸于神学、政治学等方面的论题纳入到伦理学的探讨范围之内。而这同时也说明,斯宾诺莎把伦理学推进到了普遍哲学的层面,他的伦理学就是他的哲学本身。     

反思应用伦理学——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应用伦理学在西方的兴起对以前的理论伦理学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并为伦理学研究构建起了全新的平台。应用伦理学对问题和实践的强调使传统伦理学建立大一统的理论体系的旨趣大大削弱,并动摇了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应用伦理学在回答“应用什么”、“应用于什么”和“如何应用”等问题时扩展了传统伦理学的外延,并突破了对理论与应用之关系的传统理解;应用伦理学对权利的关注改变了传统伦理学对道德义务的过分强调,并改变了传统伦理学所理解的道德概念。应用伦理学的这些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伦理学的扬弃与超越,使伦理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繁荣伦理学:信息时代的一种伦理学理论

本文描述一种新的伦理学理论,这个理论融合了国际计算机伦理学界一些学者的著述而开始形成。由于这个新的伦理学理论根植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我称它为"繁荣伦理学",虽然它也包含了一些使人联想起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尽管繁荣伦理学根植于古代伦理学理论,但它的基础是近年来对于有生命的事物、人性和宇宙基本性质的科学洞见——这些来自今天的信息理论、天体物理和遗传学的思想;并且通过这些科学洞见,繁荣伦理学为人们所了解。繁荣伦理学可以很方便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称之为"以人类为中心的繁荣伦理学",专门集中关注人类——人类的行动、价值和品质。第二部分,我称之为"普遍的繁荣伦理学",运用于宇宙中的每一个物理实体,包括人类。与其说繁荣伦理学取代了传统的"重大的伦理学理论",不如说它很可能加深和拓宽我们对于传统的"重大的伦理学理论"的理解。     

"民族伦理学"何以可能?

作者认为对民族伦理学进行反思虽然不是民族伦理学研究的直接内容,但其对于民族伦理学理论的基本建设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民族学的可能性在西方思想中有其根源,而民族伦理学却是我们所特有的。它根植于我们传统思想的深处,有待于在"伦理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孔子伦理学的两种解读

孔子伦理学是何种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取决于如何解读孔子伦理学的人性与美德。不论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都追求道德行为者的某种完满状态,都认为人性有某种结构,可根据人性的结构考察道德行为者的完满状态是什么。不同的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人性结构偏理性,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进行了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式解读;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则认为人性结构重感情,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解读为人性—本心—情感的模式。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理性主导下人生的完满,因为理性对完满的追求在任何文化和境遇中均相同。而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情感的完满,对情感完满的追求受到文化和境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对孔子伦理学进行幸福主义与情感主义解读,分别会面临非美德化与非普遍化的困境。     

施莱尔马赫伦理学初探

作为18世纪德国杰出的伦理学家,施莱尔马赫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均做了深入思考。他在批判康德伦理学的纯形式主义的同时,以柏拉图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了其至善的伦理学。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人性不仅仅是理性的容器,而且是由道德主体所构成的有机体,是不可复制的符号及其创造性的载体。道德主体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持普遍的、自身同一的理念,不如说是以独特的、具体的形式去实现人性的理性本质。因而,在伦理中重要的不只是理性,还有个性。一个真正的伦理团体并不会只由彼此间没有质的差异而只是作为人性的不同实例的人所构成。     

浅析朱熹"循理而行"的实践观

朱熹的实践观是在深入把握朱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联系朱熹对于天人关系的看法而分析归纳出的,具体体现为"循理而行".朱熹的实践观主张人类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精神,以"循理而行"的实践来行使"裁成辅相,参赞天地"的功能,在行动上促使自然万物蓬勃发展.朱熹的实践观本质上就是"循理而行",人应当要尽心穷理来格物致知,进而践履力行,在实践中明"所以然之理",完成"所当然之则",实现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共生.朱熹的实践观蕴含着人类要热爱大自然,珍惜自然生命的意蕴,这种观点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自然主义环境伦理学的伦理基础与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问题的产生不仅有其现实根源,更在于其理论根源,即传统伦理学.传统伦理学是建立在传统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其伦理基础是人类共同的人性价值.因此,传统伦理学是仅适用于人类内部的伦理学.在传统伦理学那里物不再是具有存在论根基的自在之物,自然也不再是具有自在的存在论本性的自在自然,而是成为为主体产生又为主体所用的人化自然.因此传统伦理学堵塞了人类通向自然的伦理之路.面对这种情况,西方自然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其建立的伦理依据是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人的评价而改变的,是内在的存在于事物的本质当中的.自然界的权利是指自然界中的自然物一旦存在,便有按照生态学规律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权干预的.这对于把自然界纳入伦理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得人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理论基础.     

环境伦理学:伦理学史上的“绿色思维”

环境伦理学把道德对象从人或人类扩展到自然物至少是有感觉的动物;把价值坐标从人际之间的功利关系转移到生态圈内部的功利关系;把伦理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生态思维"或"绿色思维"中,人们把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的产生看做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超越,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网络伦理学初探

网络行为的特殊性导致网络伦理学研究的兴起。网络伦理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特点 ,拥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具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范畴和基本问题。研究网络伦理学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学的使命与意义

伦理学的独特价值由伦理学所肩负的使命和具有的意义体现.伦理学的基本使命在于认知各种道德问题,最终使命则是通过认知各种道德问题而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如果说伦理学的使命关乎伦理学“要为什么而做”的问题,那伦理学的意义则关乎“伦理学有什么用途”的问题.意义总是相对一定主体而言的,因而伦理学的意义可以从社会和个人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道德教育中的叙事伦理学

就个体而言,道德能力是个体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各种能力的综合表现。而现阶段的道德教育对于个体道德能力的培养则表现出不足。而相对于与理性伦理学而言的叙事伦理学则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而呈现出在个体道德能力培养方面的明显优势。     

农业伦理学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谫论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农业伦理学,距今已有20余年。从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学术界在农业伦理学兴起的条件、农业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方法、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原则构建以及农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伦理关切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业已取得许多优秀成果。下一步,需要在深掘马克思主义农业伦理思想,聚焦农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树立农业伦理学的学科自觉意识等方面入手,深化研究。     

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批判性反思

伦理学基本问题作为伦理学学科的一个核心问题,从费孝通最初提出到现在已有40余载,可对其确切的回答,大家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答案.简单梳理目前学界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并对其进行评论.从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超越道德本体论的束缚,把其限制在道德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其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对其的研究需从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道德入手,界定道德产生的根源就是伦理学基本问题.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冲突是道德产生的根源,进而伦理学基本问题就是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