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收敛性研究——基于logt检验方法的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并采用logt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一级分指数的收敛情况.结果 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从分类指数来看,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而数字化程度指数总体不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西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高,全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却不断增大.基于此,文章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利用系统GMM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主要源自于其直接影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服务技术三个维度的发展均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其中覆盖广度影响较大.在使用深度中,支付业务的效果最为明显,保险业务次之,信贷业务拉大了消费差距.     

农村金融供需与社会保障的关联

随着我国二元结构转型的深入,农村劳动力结构以及包括社会保障、金融供需等在内的社会体制也在发生变化,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由于其基本设计和覆盖群体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相关关系。农村金融供需结构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存在复杂而相互依赖的关系,有效利用相应的关系,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是建构二者协调发展关系的关键性因素。     

数字化能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文章分析了数字化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以2015 2019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度了数字化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按照区域分组，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在不同区域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能显著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带动效应更加明显，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检验结果依然显著。     

社会化养老服务的体系完善与效应提升：重庆例证

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重在把握不同地区及其城乡之间人口老化程度、需求状况。构建和完善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应突出政府主导作用,加大老有所养城乡统筹力度,形成全覆盖制度安排;适应市场需求,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促进社会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营造全民关怀良好氛围,拓展关爱老年人社会公益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邢台和天津大气污染物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空气污染已成为我国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文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了天津市和邢台市大气污染源与污染物浓度的关系。基于2013年到2016年空气质量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邢台和天津的大气污染物来源,邢台和天津大气主要污染源分别为工业、常住人口、农业、汽车保有量。研究发现,工业体系对邢台空气质量影响最大,常住人口对天津市空气质量影响最大。结果表明,影响不同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并不一致。因此,不同地区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应根据自身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与对策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在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同时,也有效带动了网络诊疗、远程会议、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等新业态发展,对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治理智慧化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刺激。抢抓疫情下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恢复经济的关键。文章以2014年1月至2020年4月中国知网中核心期刊此处指中国知网中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EI、SCI、CSSCI、CSCD等收录的学术期刊。下同。为样本,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涉及数字经济领域的602篇文献分别进行合作网络和关键词的共现、聚类、时间线聚类分析,探讨了数字经济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并结合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发展机遇,重点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主要发展对策。     

对中国修辞学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多学科交融已成国际修辞学,包括中国修辞学在内的重要发展趋势.如何在多学科交融之中发展中国的修辞学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其中修辞学研究的基点问题和拓宽与拓深问题尤其重要.就修辞学研究的基点而言,应以语言、语言运用为立足点,以表达为立足点.就修辞学研究的拓宽与拓深而言,应着力研究修辞行为和修辞效果.     

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日益增多的雾霾天气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日益频繁和增多的雾霾天气已不仅仅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我国目前的雾霾天气更多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大气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雾霾污染由局部性空气污染向区域性污染扩张蔓延,这使得建立各级政府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认为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关系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区域内横向政府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空气质量标准,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构建合作平台,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预警报告机制等措施,以实现对雾霾天气的有效治理。     

互联网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

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创新、协同、共享等特性,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和社会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将互联网看作继市场和政府之后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提出各类市场主体可通过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有效集合生产资源、整合闲置资源、聚合优质资源和特色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分析了互联网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服务方式、治理方式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最后,给出了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驱动下,现阶段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     

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95-2009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国民经济各产业产出与污染排放量之间的联系;然后用回归方法分析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变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之后针对各地区不同工业内部格局,计算相应的污染治理努力程度。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各产业产值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效应;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影响着环境污染,工业产业是污染排放的最大因素;污染控制总量不能直接评价一个地区污染治理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