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檜、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     

“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巾囤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棺、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不过，汉奸太多的确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抗日根据地汉奸的类型及成因简析——兼论抗战时期日寇的内奸政策

抗战时期汉奸在根据地刺探军政情报、暗杀抗日军民、欺压抢掠百姓,使抗战事业蒙受巨大损失.日寇为了强化其破坏、摧毁抗日组织的能力,专门制定了针对抗日组织内工作人员的内奸政策,以期达到逆为其用,破坏根据地的目的.通过对日寇内奸政策的解读,本文依据根据地汉奸形成的不同原因,划分其为内、外两类,既可以概括众多身份复杂的汉奸参与者,也能够在贴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深化对乡村地区汉奸现象的认识.     

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李茂盛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战争。抗战期间，除为数不多的汉奸卖国贼外，各族人民、各界同胞、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特别是国共两党、两军，都对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参战更积极...     

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

福建协和大学是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一所大学，抗战期间内迁至闽北山区的邵武继续办学。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师生发扬爱国精神，同仇敌汽，坚持抗战事业，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对已往史学界较少涉及的这所大学师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界的觉醒和奋起。一、揭露汉奸、投降派及置国难于不顾的人士的丑恶嘴脸，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初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消息传到福建，各界一致声／，…     

战后审奸中的派系之争与司法混乱:以青岛丁敬臣案为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奸运动。青岛市政府利用伪职人员接收后大肆收取贿赂,使得"经济汉奸"丁敬臣逍遥法外。而国民党内部另一利益集团却以报刊为重要工具,操纵舆论给予司法部门极大压力,与市长李先良为首的保丁派展开政治博弈。而后丁敬臣被上诉到山东高等法院审判,在司法党化且法制体系日益混乱的大背景下,检察官纵情轻判,肆意解释惩奸条文。"丁敬臣汉奸案"折射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争夺与重建国家秩序的无力,而司法漏洞恰好给政治操控提供了便利。     

谈周作人早期思想变迁

周作人与鲁迅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在二三十年代具有同样的影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坛的“双子星”。然而,在后来的岁月中,鲁迅以其不懈的战斗塑造为一个伟大“旗手”,备受人们的尊崇;而周作人则沿着“冲和平淡”之路,滑进“自己的园地”,躲在“苦雨斋”中作起了“隐士”,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在抗战期间又附逆事敌,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文人。人鬼之际,毁誉之间,判若天壤。周作人从一个战士淡化成“隐士”并最终滑向汉奸文人的结局．是与他的思想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新文化运动之初,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怀着改造国民…     

关露在“孤岛”

1937年11月以后,上海“孤岛”内的政治斗争十分复杂。文艺界在地下党领导下,既要和国民党作斗争,又要和汉奸作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这个时候,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凡是在抗战初期比较出头露面的,不得不撤离上海,到香港,或到大后方,如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一部分则到了西北解放区和新四军中。留在上海的,是一些原     

“文协桂林分会”的历史作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是西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组织。在促进桂林地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发动工作,在抗战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协桂林分会成立于1939年10月2日,是根据文协总会确定的“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的宗旨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     

外敌入侵容易出现汉奸群——读《汉奸秘闻录》

汉奸,中国近代以前的词典中似无这个词。这恐怕与中国古代无外敌入侵有关。到了近代,由于外敌入侵,于是从此出现了汉奸。甚是愈演愈烈,自从中国社会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于是演成了汉奸群。 “汉奸”此词,究竟何时最早出现,笔者也迎合一下时下烦引经考据、讲求短平快效应,不再去钻古纸堆。不过,汉奸的实质似乎是“奸”。“奸”在中国,原指品质不好的人。到了近代,从民族学、国家学上,前加一个“汉”,于是就出现了投靠外国或外国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叛徒的“汉奸”。     

关于《黑字二十八》和《编剧术》——记曹禺抗战初期的一些创作活动

抗战初期,曹禺怀着反帝爱国的热情,在重庆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1938年,他和宋之的合作,写成了四幕话剧《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这个反间谍、反汉奸的话剧的演出,轰动了整个山城,发挥了戏剧服务抗战的战斗作用。与此同时,曹禺还比较系统地作了一次《编剧术》的讲演。这是他解放前关于戏剧理论和编剧方法唯一的一篇重要讲话,也是他个人戏剧创作经验的宝贵总结。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

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贡献张书学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学术界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他终生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在政治方面，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曾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抗日战争期间他奔走呼号，痛斥汉奸，和各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作斗争；带头驱逐孔祥熙、宋...     

抗战的山西与山西的抗战——论山西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现实与趋势

山西表里山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均意识到山西对于抗战全局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将山西开辟为全国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主战场。抗战期间,无论是国民党的有识之士还是共产党的战略家,均不遗余力地宣传、强化山西在全民抗战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山西成为敌后抗日中心地带成为历史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抗战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的话语,使得山西抗战这一地位更为确立。到90年代之后,在继续坚持革命史话语的同时,受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的影响,山西抗战史研究受到诸多学科学者的关注,迎来新的发展良机。未来的山西抗战史研究,将会进一步突出和强化资料、方法、多学科研究的特点,取得创新和突破。     

“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的宋哲元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在国家、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29军官兵奋起抵抗,全国抗战爆发。由于29军打响了八年抗战的第一枪,其军长宋哲元成为国内外注目的人物,被誉为爱国将领、抗日英雄。 然而,在“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前,宋哲元一方面不甘心自我堕落、与汉奸同伍而遗臭千古;另一方面,也不愿强力与日寇抗衡损伤军队。因而,始终处于矛盾的状态中。为了维持冀察的半独立,为了保存29军的兵力,他幻想和平,热心谈判,企图通过对日让步求得妥协;同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全国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声誉,在谈判中也不敢走得太远,完全满足日军的要求。但是,日军此次进攻不同于以往的挑衅,而是要大举兴兵灭亡中国。因此,让步只能给日军调兵遣将以时间,贻误我方抗战部署,挫伤军民抗战锐气。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试论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上的贡献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与其它地区的抗日知识分子一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国民外交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理论方面的建树.这里,笔者试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在从事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抗日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并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划分.本文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实践认为,抗日知识分子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而与抗日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为“汉奸知识分子”.抗日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就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而言,依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胡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类型是由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由青年学生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第三种类型是由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包容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全部.当然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

重庆的抗战文化是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血与火铸成的重庆抗战文化，创造了一系列至今难以企及的文化成果，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开展关于抗战文化的研讨，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突出宣传重庆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2005年8月11日，重庆市社科联与重庆师范大学联合在重庆师范大学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     

论邓小平在抗战时期正确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之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最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用鲜血和生命换得了抗战的一个个胜利,也为党的成长壮大、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共产党人中,邓小平同志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