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儒术独尊下汉代仕进机制变迁与太学肇兴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举是西汉中前期的重要文化事件,对于汉代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建构产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独尊儒术在学术层面终结了诸家并立的既有格局,使思想文化的统一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儒学精神下察举机制的兴起,逐渐取代了汉初群臣多军吏的局面,推动了帝国官僚职业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两汉时期仕进机制探索的重要成就。太学兴建,使得儒学以及以儒学为基础展开的诸多制作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制度基础。不过,儒学精神引领下的西汉帝国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并未因儒术取得独尊地位而有所缓和,二者之争反而表现出日益激烈的发展态势。     

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与"独尊儒术"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在内涵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而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与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理论亦有本质上的区别.文章主要讨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形成的机理.     

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

战国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儒家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带来了他们思想学说的嬗变。在这个连锁反应过程中,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秩序则是基本方向。经汉儒改造后的新儒学,大大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选择与统治者合作的儒家学派最终为统治者所选择。     

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产生、发展的轨迹和独尊儒术封建文化演变过程的描述为经,以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相关制度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内在关联的考察为纬,展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就是科举制度渊源并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料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考论

学术界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通常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在对该段历史进行梗概性叙述时把它当作一个偶然、特定的历史事件,二是在对该事件进行历史还原时把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事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有所记录,但最先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整理记载和历史总结的却是班固。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究竟经历几个阶段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一个阶段中所贯穿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更是较少系统关注。笔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过程不仅是由八个形态各异的重大事件构成,而且充满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与波谲云诡的政治权谋。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从开始主张要“东方从属于西方”到晚年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转变,这一理论转变的过程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结合过程,充分融合并彰显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世界视野与民族视野,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所体现的理论品格历久弥新,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践行和发展,不仅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引入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且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科学发展观。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和早期的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二

集权思想是古代政治结构和政权体制的产物，并成为大一统观念的基础。集权思想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在思想学术方面造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形。由董仲舒提倡，由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势加以固化的集权思想和独尊儒术，深深地影响到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     

孔子的社会正义观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生活在周王朝名存实亡、时局动荡、新旧交替之时代。面对翻天覆地之社会大变革,孔子从政治正义、经济正义、教育正义三方面之制度设计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同时孔子具有社会正义之理想追求与情怀,他的“理想国”是个大一统的天下为公之尧舜时代。孔子社会正义观中的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教育公正等方面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公平正义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     

新中国法制建设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新中国50多年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不少曲折,有其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有重要的启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     

“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剖析

徽商“贾而好儒” ,论者往往皆从传统价值观的层面来加以解释。这当然是不错的 ,但却忽略了儒学对徽商的商业发展所具有的工具性作用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徽商崇儒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为全面而科学地理解徽商崇儒的原因 ,从工具性层面来予以剖析和论述。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及其当代启示

在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国家存在与国家治理的内在价值。只有在社会为国家治理提供成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场域时,现代国家治理实践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理论才得以达到契合,国家治理才能切实发挥促成国家消亡路向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当代国家治理强调的是强国家与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多元主体的培育是国家治理的应然之义,而这些需要在多元复合主体结构中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