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批评“非淫书”说谫论

《金瓶梅》以大胆露骨的欲望叙事呈现一部性文化大餐,属意教化功能或审美品格,形成文本接受的淫书说和非淫书说二水分流之势,《金瓶梅》的三大评点前后接续,竭力为小说题旨辩解,体认性文字的存在价值,追溯其复杂的社会原因,真实反映了“非淫书”说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它们一道建构了厚重的《金瓶梅》文本接受大厦,推动了《金瓶梅》的经典化进程。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金瓶梅＂作者为何署名为＂兰陵笑笑生＂？本文从作品所反映的方言、阅历、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创作时间、笔力及＂金瓶梅＂稿本的流传经过等方面考证，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应为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     

解读《金瓶梅》中的“哭”

分析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哭＂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审美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立足于《金瓶梅》文本实际,对＂哭＂态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研究。分析书中人物百般哭态的描写,以及由这种种哭态所刻画出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凸显出的人物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陈继儒与《金瓶梅》的作者

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金瓶梅》的成书方式、董其昌与陈继儒二人的交游厚密关系、《金瓶梅》的创作风格等可以推断,《金瓶梅》的作者是陈继儒从吴越间延招来荟蕞成书的＂穷儒老宿＂。     

《金瓶梅词话》“老”的词缀研究

在《金瓶梅词话》中,"老"作为前缀构成的合成词数量多、类型丰富。文章从词根的语法性质和语义内容、"老"的语义色彩、"老+X"词的语义内容等三方面来分析,考察出《金瓶梅词话》中"老"前缀的特点:以"老"作为前缀构成的合成词,可以指人或动物,可以用于自称和他称。合成词的词根从语法上有名词性的、数词性的;语义上可以表示人的或动物的;从语义色彩上可以表达尊敬、轻蔑、嘲讽、詈骂等不同的感情。     

评《金瓶梅》“崇尚现世享乐”说

该文对认为《金瓶梅》“崇尚现世享乐”的论断,进行了批驳;认为晚明进步思潮对《金瓶梅》创作的影响,不只是肯定正当的人欲,还在于对封建没落阶级的滥肆纵欲、荒淫享乐予以无情地揭露;指出这种论断的实质,是跟当前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相呼应的     

《金瓶梅词话》中的“好不好”

"好不好"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好不好"在《金瓶梅词话》中共出现了35例,有表示询问性质或状态的,也有表示商量、疑问语气的,更有表示威胁义的语气副词。这些用法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基本消失。     

《金瓶梅词话》中助词“的”的用法

从汉语史的发展来看,助词"的"在明代使用情况最为复杂。代表明代中后期北方话的文学著作《金瓶梅词话》一书中的"的"主要有这样一些功能:(一)用作结构助词。(二)用作动态助词。(三)用作表可能的助词。(四)用作语气助词。这些功能有的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了下来,有的则消失了。     

绵绵瓜瓞与《金瓶梅》《红楼梦》“瓢”的借用意象解析

瓢在我国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器具,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瓢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容器和漂浮,瓢是葫芦的半个瓜壳,从不少古籍记载中都能管窥到先民对葫芦生殖崇拜的迹象。《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写王婆向金莲借瓢。张竹坡点评本:借瓢即影人,文情狡猾,随手生来。瓢(即葫芦)在这里象征女性的受鱼之器的瓶,对应着潘金莲的嫖;《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写黛玉与宝玉借瓢谈禅。这里的瓢也隐喻了黛玉漂泊不定的命运。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瓢被以诗词、谜语、谶语、禅语、俗语等形式反复渲染,瓢也就构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借用意象。对瓢借用意象进行多味性的咀嚼与解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解读文本的文化密码,理解这两部古典小说不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品质。     

明代心学与《金瓶梅》

《金瓶梅》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小说作者认为致使他们去善为恶的根本原因是其过分膨胀的欲望,而拯救世人的根本办法是人自我的“明悟”,即彻悟后达到内心澄澈无欲的境界。小说的主要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心学核心思想(“致良知”论)的主要内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王氏心学在明代嘉万时期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这些足以说明王氏心学对该小说主题思想有重要影响。     

《金瓶梅词话》佚名校改集说

明万历木刻本《金瓶梅词话》中 ,有几百处被涂改过。本文就前十回的 4 0处改笔逐一进行了考辨 ,发现其误改率达 75 % ,正确率为 2 5 %。结论是佚名校改“尚有部分的参考价值” ,而佚名只是一位有一定文化水平、读书校书比较认真的普通古籍收藏者     

《金瓶梅》的作者非李开先或贾三近考

在李开先和贾三近的祖辈、父辈中,有多人的名字与《金瓶梅》中地位卑贱的人物或反面人物的名字用字相同或音同,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真是李开先或贾三近,在避讳甚严的古代,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再加上《金瓶梅》的作者对泰山周围的地理形势很不熟悉等证据。由此,笔者推断,《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李开先或贾三近。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

《毛诗序》从创作论角度重新阐释了“风、雅、颂”,其“六义”说是实用主义的创作论,汉代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给这种实用主义的创作论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毛诗序》改“六诗”为“六义”以及“六义”排列顺序依旧错综的原因也正在此,关于“变风变雅”,《毛诗序》也是从创作规则改变的角度而言的。     

《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之检讨

本文认真全面地总结了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途径和应注意的问题,并主张在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中倡导一下"汉学精神.     

论《金瓶梅》的艺术创新

《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艺术成就，即《金瓶梅》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结构方式或创作观念等方面，都对我国传统小说进行了实质性改革；《金瓶梅》的艺术创新给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廿公跋”,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作者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指向“弄珠客”序的,最早见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论《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

《金瓶梅》的道德形态和伦理形态以同质异构的方式显示。道德形态指向个人的主观世界,伦理形态面向外在的客观世界,二者契合于实现德性生活。因此,《金瓶梅》的伦理-道德形态建构,不仅面向个体德性的塑造,也寄希望于群体伦理纲常的完备,并以主客结合的模式建构趋向真善美的道德规范。     

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

《全瓶梅》所写人物甚多，不少为作者杜撰而成。但细考其中所写文武官员，多可见于宋、明两代之正史、杂史和野史笔记。然而作者写官员，并不囿于史实，限于当时世风时政的特质和作者个人的素质缘由，《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进行了“我化”处理：“近史而悠缪”，形成明显二律背反的扭结。其中重要人物狄斯彬的“我化”叙写，可视为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