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探究

随着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产业的不断壮大,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医药贸易往来不断增多,对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显得尤为必要。基于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专利申请现状的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印度和泰国为我国提供了立法新思路和保护新途径;我国可制定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专门立法,建立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基金以提供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法律保护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特色,对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鉴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法律保护存在不足,必须加强针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立法及建立专利、商标等措施,以对其实施法律保护。     

非洲传统医药知识立法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传统医药知识在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对非洲地区人民的影响延续至今。由于传统医药知识在非洲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非洲地区对传统医药知识的立法保护起步较早。除了非洲工业产权组织为了保护传统知识签订的《斯瓦科普蒙德协议》之外,非洲各国还通过本国的知识产权法、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专门立法等方式在非洲地区对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法律保护。非洲地区传统医药知识的立法保护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从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构建独立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法以及通过习惯法、国际条约进行补充保护三个方面对传统医药知识法律保护的路径作出选择。     

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是其法律保护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知识产权法公共政策性的体现,也与知识产权法的根本旨趣一致.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传统知识利益之上形成的增量利益.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立法能够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提供一定的保护,但不全面亦不系统.本文在分析已有的立法实践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领域传统知识的保护途径,并给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习惯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其中的村规民约、宗教习惯法、纠纷解决习惯法中都大量存在着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内容.国际层面关于土著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文件、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处理个人来文的准司法实践、外国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的成功实践.以此为借鉴,我国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的路径主要包括中央立法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本原则、司法自由裁量权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裁量要素、将尊重传统文化方面的习惯法作为政府的执政理念等.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研究

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当前贵州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呈现公法“纵横交错”的格局,但却存在私法保护严重不足、知识产权法律无法全面覆盖传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等缺憾与不足。新时代背景下,应坚持依法治国,以科学立法为目标,总结贵州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的现有问题。据此提出建立完善以民法为主结合其他特别法的私法保护体系,提高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增强权利主体意识等改进措施。     

论民族医药的法律保护

专利、商标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制度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撑起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然而,由于民族医药具有传统性、传承性和群体性特征,致使知识产权制度在民族医药保护上面临着权利主体不确定、权利客体不具创新性等诸多困境,许多民族医药知识和技术难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因此,有必要根据民族医药自身特点,构建知识产权之外的特殊保护制度。此外,在国内立法保护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国际立法,解决国内法域外适用的难题。     

中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美两国都是将有关土壤保护的内容分散在多部法律中,但美国通过制定法律修正案填补了专门性立法的空白,对"棕色地块"进行了有效治理.由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大量空白,故在立法模式上不宜采取法律修正案的方式,应该进行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性立法.在立法技术和立法内容上,美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明确的立法目的、详细的法律内容、完善的...     

城市民族法制建设刍议

文章论述了加强城市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和现实的法律保护,对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立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民族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

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国际上许多国家正加快对我国传统医药的研究步伐,然而,当前我国许多民族医药面临消亡的危险,究其原因是创新机制的缺失.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创新的有效手段,因此,必须运用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民族医药进行综合保护.     

论商法的革命品格

商法的革命品格体现于商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它顺应经济时代的发展,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商法孕育于民法,而不囿于民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商法不是一个僵化的、闭合性的逻辑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异议系统。商法随着经济的发展突破了立法体例的局限,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现实中国商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赖于商法革命品格的塑造。弘扬商法观念,建立开放的商法体系是中国商法腾飞的必由之路。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的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其中,不仅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也有斑斓多姿的无形文化遗产。尽快制订并出台一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民间法论纲——基于法学品格、文化特质及现实功能的视角

民间法法学品格的形成史就是法学思维观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发展的法学史。在关涉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多元的实效达致路径等方面,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国家法不具备的文化特质。在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方面,传统民间法有着三个现实功能：其一,在秩序的生成方面,民间法是产生秩序的规则本身;其二,在秩序的维系方面,民间法不断影响着主体的行为模式;其三,在秩序的保障方面,民间法以传统伦理的传承与发展为其历史使命。现代法治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关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与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条 ,突破了我国传统大陆法系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 ,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使经营者遵守竞争规则 ,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具体规定 ,仍需立法部门做相关工作。     

我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述评

破产界限是破产法中最基本、最关键的核心问题之一。各国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的规定有列举主义、概括主义、折衷主义三种立法体例。我国破产法采用概括主义立法体例,符合现代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立法体例的主流趋势。我国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界限为支付不能并且债务超过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十分严格。这一规定摒弃了我国旧破产法关于破产界限规定的弊端,实现了不同所有制各类企业法人破产界限的统一;既借鉴了西方国家破产界限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概念,又创造性地突破了传统破产界限的立法规定,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正确的立法价值取向,有利于协调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谈域名的法律保护——兼谈域名法律保护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突破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受到了巨大冲击。域名及其法律保护问题被提出。域名在法律地位上应确立为一种知识产权。域名的法律保护有关国模式、ICANN模式、中国模式。在网络时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逐渐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知识产权法在传统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方面都有所发展,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确立藏族聚居区特色生态法治基本原则的路径选择

先进的生态法治基本原则对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体系的构建、生态的恢复和保护以及和谐生态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在确立藏族聚居区生态法治基本原则的过程中,需要汲取和发掘藏族传统的生态文明资源,将藏族传统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态法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完成符合藏族聚居区生态和社会基本情况的、具有藏族聚居区特色的生态法治基本原则。     

中华传统美德与学校道德教育

把中华传统美德纳入新时期青少年德育范畴 ,符合民族文化发展规律 ,体现了德育工作的民族特色 ,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华传统美德内涵丰富深厚 ,是学校德育的源头活水。传统美德教育在过程中应是全方位、多维度的     

论亲告罪的立法意旨--刑法在社会利益本位原则下的灵活应变

在亲告罪立法意旨的问题上,理论界的通说均是从社会危害性轻微和对被害人之隐私与名誉予以保护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这种传统的观点并不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刑事责任之公法性以及刑事诉讼之公益性等刑事法的基本原理.实际上正是由于亲告罪在认定上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中国向来重视家庭稳定的法制传统以及轻重犯罪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才促使刑法在坚持社会利益本位原则的前提下作出了灵活的变通,在立法中确立了亲告罪.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中日比较——以“知情权”为视角

文章从大数据背景下人民"知情权"的角度切入,从比较法的视野就中国政府现有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分析,并在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后主张应当在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中引入知情权,并在保障信息公开请求权的基础上扩张信息公开请求权人的主体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载体的数据化管理,再辅以对"知情权"的相对限制性规定,从而将政府信息公开的管控形态从传统的以行政行为为主导的封闭性信息支配模式,逐渐过渡为以保障知情权为主导的开放型信息支配模式,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