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教育旅行传统探析

英国人因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前往欧洲大陆游历的做法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罗马不列颠时代。在中世纪,英国人除因外交、军事和商业等原因而旅行外,还以朝圣者、骑士和学者等身份前往欧陆。近代之初,认知的变化、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绅士教育重点的转变及国际外交实践的影响,催生了新型的教育旅行。到17世纪中后期和18世纪,上层社会的政治经济需求、绅士阶层提高自身素养的需要以及部分英国人对自身生活习性的反思,让拉塞尔斯提出的"大旅行"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践履,"大旅行"成为英国教育旅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发现,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建立在“变形”译本基础上的“错误”批评在中欧异质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     

“新批评”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看,“新批评”的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文本观、语义观、修辞观和细读法上.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批评”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地被中国化.其原因在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同质性,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文化语境对外来文论的包容力与改造力.     

耶稣会士张诚眼中的蒙古地区

张诚一行于清初康熙年间来华,开启了中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张诚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地区旅行,他在蒙古地区的经纬度测量、游历见闻、对时局及社会众生形象的记述构成了他对蒙古的认知,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诚将这种认知传递回欧洲,成了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欧洲有了对蒙古地区的整体认知.为西方对蒙古地区及蒙古民族的关注及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研究

文章从"旅行"的文化特质分析入手,指出在人类的旅行情结中,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在途中"的追求"再生"的状态,旅行中的获得使得人类得以超越,从而顺利地实现人与存在的对话.而文学翻译实践,随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和意义阐释的无限性,遭遇着无定译的宿命,而究其实质,文学翻译就是文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超越.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实践与旅行具有极大的象似性.     

文化研究视域下跨域旅行文化的反思研究

文章通过勾勒旅行的观念史、陈示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对旅行的反思以及旅行书写的新理解：即旅行不再是中性的人类活动，而是浸透着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空间实践；相应地，旅行书写不再被认为是整个旅行的真实客观再现，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作者的身份与价值观影响的过滤生产，是一种话语，是对异域知识文化的政治性阐释和建构，而非简单再现，材料的排除、选择、重组等表征行为都与权力有关，从而提供理解跨域旅行书写的新视角。     

自由的出走——自行车爱好者骑行西藏行为研究

在此旨在研究自行车爱好者骑行西藏的旅行行为。通过参与观察法及深度访谈法，对数位访谈者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发现：受访者认为单车西藏旅行是一种自由与出走的体验，展现个人的勇气与刚毅的行动；从旅行过程中对所遭遇的折磨、苦难的超越，提升他们的内在心灵与智识，并得到“畅爽”的深入体验；独一无二随性行程的单车进藏行动，展现着个人的休闲体验风格。单车进藏参与者经由单车进藏旅行的休闲体验，呈现追求自我实现、寻求出走与自由的欲望。单车进藏旅行促进了他们个体的成长，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媒介审判”在中国的跨文化旅行及其概念变异

自20世纪中后期,媒介审判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是2004年之后,学者对媒介审判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多元化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而由于刑事审判制度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源自美国的“媒介审判”概念及其内涵在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并变异引发中国学者的争议.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研究经历了萨义德所描述的跨文化旅行过程.     

从理论旅行到比较互渗:“英国文化研究”的中国影响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从一种理论旅行开始,其理论观念逐渐深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内部,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热潮。这个过程充满了西方理论旅行的普遍性特征,但也存在接受上的匆忙与激进,在方法论、价值论的转换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鸿沟。对于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与问题而言,理论上专深精辟的学术阐发不能完全替代文化批判层面精致细微的应用,特别是如何从方法与个案层面展开比较互渗的研究,进入中国问题与语境的本土化探索,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精进之路。     

旅行记体民族志与近代东北亚地区民族国家建构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东北亚地区近代历史的重要主题之一，而这一主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在东北亚地区近代历史进程中，不断有来自包括相邻国家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各种人员在这一地区旅行、考察，留下了大量的旅行记，其中人类学家的旅行记体民族志最贴近民族国家建构的主题，包含有丰富的构建民族国家的内容，而该地区民族国家的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容和特点在这一类旅行记中也有充分体现。     

卢卡奇批判理论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旅行

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开始于他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书中提出的物化观点和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联系中介。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开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引领下,英国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以及其他"后"理论又将文化研究推向了高潮。赛义德写了两篇关于某一种元理论可以从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进行"理论旅行"的文章,在我国学界影响较大。而许多人在研究"理论旅行"问题时,没有注意到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论虽然有普遍理论意义,但他的两篇文章都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的勃兴追溯到卢卡奇批判理论为起点的理论旅行。这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卢卡奇和他的批判理论。     

留学生教学旅行经验与体会

教学旅行是留学生语言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教师细致备课,师生、学生间互教互学,在欣赏山河美景的同时,体会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旅行教学的几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保障旅行安全,是圆满完成旅行教学的前提和条件。     

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学书写及文化意涵——以其五部旅行日记为中心

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朝名相兼文学家，其日记创作为宋之最。以周必大的五部旅行日记为考察对象，分别从地景、建筑和文化记忆等三个维度探讨周必大江南旅行的文化意涵。地景涉及空间位移中的山川道里、民俗民情、自然景观等；对寺观坟庵等特殊建筑的描写，则呈现了寺观与旅行的关系及坟庵透露出的江南世家图景；文化记忆通过对历代名人题名赋诗的记录及古迹考证，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参与建构江南地方文化的自觉愿望。     

"症候式分析"的分析--汉语经验中的精神分析学批评

赛义德指出任何个人、民族对他人、他民族理论成果的借鉴有四个主要环节 ,从而实现从他人向自我的“理论旅行”。中国现代引进和借鉴西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符合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解释模型。由此可以进一步利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论分析现代中国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     

试论苗族“芦笙场文化”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歌舞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芦笙场是苗族人民舞蹈和歌唱才能的“大教堂”、大考场”,也是苗族歌舞的“大宝库”,是展现苗族性格、心理特征、风俗习尚、伦理道德等文化形态的“大窗口”。因此,对苗族的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进行探讨研究,对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

作为西方重要思想潮流的后殖民主义,在当代汉语世界同样引人注目,它分别参予进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话语建构的过程,担当了不同的功能。本文从“理论旅行”的角度,考察由不同历史语境所决定的这一理论在两岸三地的不同的挪用情形。     

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江苏青年学人

张亮,1973年生,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E·P·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05CZX003)。E·P·汤普森(Edward Palmer·Thompson,1924-1993)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汤普森参加了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小组”,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与唯物史观有关的著作。之后,他和“历史学家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团体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作为研究唯物史观的一个积极成果,汤普森于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Class),系统揭示了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是继恩格斯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研究英国工人阶级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在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汤普森继续致力于18世纪英国社会史和英国劳工史研究,并针对阿尔都塞主义的泛滥在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理论传统的大讨论,丰富和发展了他关于阶级、文化、民族传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学说,从而对唯物史观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独特的理解。有批评者将他的这种理解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唯物史观在英国的传播,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左派阵营(主要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塑造等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该项目通过系统研究汤普森关于“阶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传统的结合”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对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本质以及与唯物史观的真实关系作出科学判断,进而评价其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的意义和价值。该项目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在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研究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2)研究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有助于我们探索发展唯物史观有关原理的可能道路;(3)研究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左派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4)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的实质就是力图探索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传统相结合、建构一种具有英国民族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可能道路,研究这个问题无疑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具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张亮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西方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