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整体观

刘孝标是以整体观来注释《世说新语》的,其整体观体现在刘孝标对所引文献作者的处理上,也体现在刘注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刘注本身来解决上,还体现在刘注的“已见”、“别见”以及人物小传的给出上。     

刘半农与刘大白：歌曲影响下的诗歌创作

刘半农与刘大白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中国现代诗歌与声乐具有密切的合作关系,现代诗歌创作受到了歌曲的影响,刘大白与刘半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红楼梦》刘姥姥的艺术形象分析——谈小人物的大智慧

在《红楼梦》当中,刘姥姥是着墨不多的小人物之一。由于其身份和地位特殊,再加上三进的经历,使其成为了贾家兴衰的见证者。从整部小说来看,刘姥姥是乐观进取的老农妇,她人生阅历丰富,公关能力高超。通过一进荣国府使其摆脱了生活困境,二进荣国府通过天真、滑稽、幽默的语言和行为获得了贾府上下的喜爱,三进荣国府做出了见义勇为的侠义举动。     

《世说》刘注引《韩诗外传》考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计引有2次《韩诗外传》,与今本《韩诗外传》相较,刘注引用之时均多少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其改动的理据大致有三。除了改动,刘注所引《韩诗外传》也保存了今本《韩诗外传》所无的一些本来面貌。     

刘半农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贡献

文章从具体活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了刘半农先生对现代民间文艺学的贡献,分析了其意义及影响。认为他倡导新诗创作向歌谣学习的做法提高了歌谣在文学上地位,为歌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了准备;他首倡歌谣征集与研究,使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为之在学术界争取了合法地位;他的民歌采集和研究方法,他对民间文学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中的多学科视角和民间立场,对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罗锅巧对乾隆帝

乾隆十六年,33岁的刘墉参加了科试,由于他文采出众,一举夺魁。剩下最后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就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世说》刘注引《庄子》考

《世说》刘注共引《庄子》13处,其中11处见于今本《庄子》且与今本《庄子》在文字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另外2处不见于今本《庄子》。刘注作注使用的《庄子》有郭象注本、司马彪注本和郭象、向秀共同注本。刘注所引《庄子》对今本《庄子》中某些文献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帮助,刘注也保存了两条《庄子》佚文。另外,对刘注引文的改动应该辩证分析。     

刘瓛与南朝宋齐之际儒学复兴

刘瓛是南朝宋齐时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博通五经,尤精礼学,著述多种,在南京办学授徒,弘扬儒学,是宋齐之际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对刘瓛生平事迹、学术活动和文化贡献加以考察,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南朝宋齐时代学术和文学的了解.     

刘累研究

刘累曾为夏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惧罪而迁鲁阳。刘累是天下刘姓的始祖，天下刘氏之祖地为鲁阳。鲁阳即今河南省鲁山县境内。在中国历史上，刘姓称帝称王者达66人，他们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     

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刘石林楚辞研究述评

刘石林生长于汨罗,长期担任汨罗屈原纪念馆馆长,怀着对屈原的深厚情感而潜心于楚辞研究,出版专著《汨罗江畔屈子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他的楚辞研究以屈原与汨罗为中心展开,将屈子祠管理与屈原研究相结合,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屈原研究与汨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涉及到屈原遗迹、屈原作品、端午风俗等方面,观点时常能出新意,予人启迪,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形成了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也为宣传屈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史意义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无论是从南进目的地和战略进攻的时机选择,还是进攻方式的大胆构思和战略部署的统筹协调来看都堪称"神来之笔"。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牵制了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而且打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战略部署;不仅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而且成为整个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

“浙学“一词,明以后即有不同之解读:刘鳞长在《浙学宗传》中所说的“浙学”概念,是指宋明时代包括浙东、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地区的“心学”之流脉,而清初全祖望等人所使用的“浙学”概念,则不仅在时空上作了压缩,仅限于宋代的浙东之学,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转换,特指浙东的事功之学与经史之学。刘鳞长把整个浙江的心学系统视为承闽中朱学而兴起“浙学”之宗传,虽含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门户之见,但却很有创见,颇具深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凸现出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更在于首次把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自己的观察视野。章学诚所说的“浙东之学”虽与刘鳞长之“浙学”概念有相通之处,但由于过重的乡土情结,而在地域观念上过于注重“浙东”而忽视“浙西”,甚至在潜意识中有“抛弃”浙西的意图。惟因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闻名遐迩,故其所言不仅为后世所熟知,甚至成为研究“浙学”之“定本”,而刘鳞长在学术史上几无地位可言,故其较为宽泛的学术视野,便逐渐被后人所遗忘。     

墓志的文体特征与《文选》“墓志”笺论

墓志和墓碑文都是有关死者的文体,负载着标识墓主的作用,二者在置放的地点、材质、形制、演变轨迹等方面又有明显区别。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生平梗概,文末缀以齐言赞颂之辞,用语简约,以四言为主,追求言约义丰,多用典故。《文选》“墓志”类仅收任《刘先生夫人墓志》一篇,从妇德、门第、哀悼三个角度着墨。墓志所言与实际情况有契合处,其虽更多的是粉饰,但用心深微,技巧高超。     

关于刘大白生平中逃婚与出家问题的探讨

对于刘大白的生平经历,一直流传着一种曾经逃婚和出家的说法,其始作俑者是天行和陈于德,但他们的说法都不真实。刘大白从1899年第一次结婚后,经历了三次丧妻的苦难遭遇,并没有逃婚;更没有因要逃婚而出家做和尚,1899-1909年他一直在家。这在刘大白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证据。因此,这种误读今后应该予以改正。     

清初京师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以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个案

旗人入关后,在北京城实行旗汉分居,令汉族官员居住在外城。在外城特定的生活空间里,清初汉官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形成了多元互动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对汉官及政局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中心的两个交往群体即在此环境形成。两个交往群体都明显利用了地缘关系资源,在外城圈定了各自地理位置和空间意义上的权力范围。各自政治利益集团与外城日常交往对象基本一致。     

中心与边缘:新潮批评与刘索拉、残雪的小说

刘索拉与残雪在1985年发表的小说创作,是新小说中两个重要但又不同的写作面向:前者突出的是个体对传统的反抗,并向读者传递了一代青年的苦闷、迷惘等情绪;后者强调反抗本身,向读者讲述的是由反抗而产生的荒诞体验。在新小说面前,传统文学批评话语因无法达致有效的阐释而遇到危机,新潮批评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对旧文学理论批评的不满等主观要素的存在,新潮批评的视野也受到了制约。在新潮批评语境中,文学主体性的言说成为中心表达,刘索拉的小说被赋予了更多的审美观照,而残雪的小说却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从而留下了许多遗憾。     

刘大夏“民本”思想探析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刘大夏作为明代名臣,无论是入主兵部还是作为封疆大吏,他始终以"民本"为念。研究古代先贤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从严治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从刘大夏的传记、诗文等资料入手,运用实例,详解其"民本"思想的主要表现并探讨"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在融摄超越中卓异——论刘纲纪美学的整体实践观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刘纲纪以“实践”为其美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依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美学问题域。但刘纲纪所理解的实践，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故可以称为“整体实践观”，其主要特质是创造性。它在根本上不同于李泽厚的“工具本体论”，也不同于蒋孔阳的“生活实践观”。     

不一样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与阿Q精神之比较

刘高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下,这显示了百年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可衷可叹与艰难不易。然而,相形之下,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在表象上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类似,实质却判然有别。不同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一种正能量,是一种积极可贵的人格精神,不仅表现了历经百年中国农民精神的升腾,反而凸显现实社会的迟滞与不公。造成刘高兴和阿Q精神胜利法相异的原因,除了时代的不同,还有叙述立场和方法的差异．这显示了百年文学史上不同时代作家对待农民阶层的不同态度。这样,《高兴》和《阿Q正传》便以不同的姿态在百年时间搭成的桥的两头对映,在互文中传达着丰富的意味。     

钱玄同、刘半农“双簧信”作用的再认识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确实起到了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但仅仅是引子。《新青年》同人共同演绎的一系列"双簧戏"的喧闹、新文学阵营在理论和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林纾有些沉不住气。《国故》的创刊,又使林纾以为有了同盟军,从而促成了林纾的反击。于是,新旧思潮的激战真正开始,新文学思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初步扫除了阻碍新文学发展的障碍,加速了文学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