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论和中国古代宗法制度探源

宗法制度是中国文化的最独特之处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追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渊源 ,指明了三个视点———礼器、宗庙和宗族。通过对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礼器、宗庙和宗族的分析研究 ,我们发现 ,宗法制度的信仰背景是祖先崇拜 ,宗法制度是由宗庙制度蜕变而来 ,又是一种宗族制度 ,其实质是政治等级制度。     

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

文章从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回访的人类学传统 ,对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进行了纲领性阐述 ,指出人类家和人类学回访同诗人和诗歌 ,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著作同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区别所在 ,并以典型的个案为例 ,形象地说明了回访的人类学传统。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出世和入世：论家族和宗族的概念

中国的家族和宗族是人类学经典研究对象,家族的重心在于,族人共享血缘及亲属伦理观念,它是出世的;而宗族的核心在于其组织性,这种组织性体现在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对宗族成员的管理和资源融会上,其物质载体宗祠、族田、族谱等实体都是组织和管理家族的途径,相比之下,它是入世的。     

重构抑或消亡: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发展演变大致有三种趋势,即走向重建,或走向瓦解,或兼而有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对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虑宗族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以A村为个案,揭示出宗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凝聚共识、相互信任、价值观塑造等作用,这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这又使得构成宗族组织结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趋于瓦解,致使宗族传统的组织形态走向消亡。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江西流坑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的个案凸显了明清时期江右商宗族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关系。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走向繁荣。但是,商帮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南方少数民族节日“交换”现象研究 ——以湘西地区靛房镇为例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族村落都有其特定的节日,人们在各自的节日里相互邀请,形成了一种村落间相互"交换"节日的传统。在这类现象中,宗族起到核心作用,它联结着祭祀与婚制。节日将宗族、村落纳入到社会关系网络内。维系节日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宗族组织、宗教信仰及外婚制度。节日系特定群体宗族身份的标识,是维持不同群体间相互边界的基础;节日里的信仰实践从宗族整个村落层面实现了各自内部的整合;外婚制度则是村落间节日交换的基础,节日里村民间的互动既增进了亲戚间的情感,也密切了村落间的关系。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非洲世系群与汉人宗族的概念分析--从《努尔人》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说起

在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关世系群和宗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世系群(lineage)是一个来源于非洲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概念,与历史学视野中的"宗族"一词的意思最为接近,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世系群(lineage)"移译"宗族".然而,汉人的宗族与世系群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分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对人类学的研究导入新的角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宗族养老的嵌入性建构

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近30年来农村宗族研究述评

宗族是我国农村最古老的组织,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对人类的繁衍、生存与发展作用巨大,新时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近30年关于农村宗族的研究涉及到农村宗族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后农村宗族的复兴、农村宗族变化、农村宗族功能等多个方面内容,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宗族进行了探索,但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议,对待宗族的态度不客观,对农村宗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居多。跳出传统静态思维,结合历史和农村的现实,用一种包容辩证的动态思维看待宗族,所得出的结论将会更为准确客观。     

打开徽学研究大门的一把钥匙--评赵华富著《徽州宗族研究》

赵华富先生历时 13年撰著的《徽州宗族研究》一书,以宏富的典籍文献、文书档案和实地调查访问资料,详尽地考察论述了徽州宗族的兴起、结构和发展演变的过程,深入探讨总结了宗族制度在徽州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为打开徽学研究的大门提供了一把钥匙,有很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他采用的历史文献与社会调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他艰苦勤勉、精益求精、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