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名相通的语源看《说文》“名”的释义研究

从命、名相通的语源可知,《说文》“名,自命也”犹言“名,就是赋予人的命运”。“名”的造字理据与相关的历史文献、民俗遗风、人类学等一致,无不印证了华夏先民所崇尚的“名即命”的命名观念。许慎的释义忠实地保存了华夏先民的命名文化思想。     

滥用“洋名”对文化自信的消解与重构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与广大民众吃穿住行等生活密切相关的外来文化和多彩纷呈的“洋名”涌入国内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在各种经济活动中,为了体现不凡以博取民众眼球和意味着“高大上”的各种“洋名”被商家滥用的问题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国房地产行业及其各种楼盘存在的“洋名”滥用,从不同层面对增强我国文化自信和促进文化繁荣带来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影响,更是给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带来了诸多困扰。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完善制度立规示范引导文化命名秩序、加强教育引领风尚培养文化命名自觉、融入特色创新高地重塑文化自信、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实现文化自强以消除各种滥用“洋名”的不良现象及其影响,增强国人文化自信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楚简《太一生水》第二部分简文思想分析及其宇宙论来源考察

《太一生水》第二部分文本由后 6简组成 ,而以“天地名字”为关纽 ,可以单独命名为《天地名字》篇。“青昏”是指天地未分的本原状态 ,有昏暗、混沌和无序等义 ;“道”则表示天地已分的物事状态 ,有条理、规律、明晰和有序等义。“天地名字并立” ,是以“青昏”之名与“道”字的并建 ,解释中国大陆天地形势的变化的。这些观点当属于南方楚道家的思想 ,与《老》、《庄》有别     

论《三侠五义》中的女侠形象的弱化

《三侠五义》是我国广受读者喜爱的近代侠义小说,其中塑造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英雄侠士,但在《三侠五义》这个以男性侠士形象为主导的武侠世界中,女性侠士形象的光辉被其他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经典男性形象所掩盖,女性侠士形象在男性主导的武侠世界中被弱化,而这些女性侠士形象的弱化有其深层原因。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未央宫”名称考

未央宫是汉代著名宫阙,史籍多有记述。然而此宫何以命名“未央”?似有探究必要。 据字典:“未”字数义中一作“没有”、“不曾”解;“央”字也有数义,一义为“尽”、“完了”。“未央”一词,古籍常见,意犹“未尽”、“未已”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基本特性

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去分析 ,社会上的伦理观总是“义”与“利”的不同程度的结合。其结合模式(类型 )是“义利双轻”、“重利轻义”、“重义轻利”、“义利双重”这四种基本类型。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应是“双重型”的义利观。本文从新的角度对此作出探讨 ,以求教于读者。　　 (一 )社会主义义利观属“双重”　　　　　型的理论依据　　首先 ,明确社会主义是双重的义利观是受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启示。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己有数百年历史 ,因而有丰富的正反经验。尤其是社会主义在苏东 2 0世纪初的胜利和 80年代的演变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     

荀子《正名》的现代解读

荀子的“名”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 ,而是一种标记、指称事物的语词符号。在《正名》中 ,荀子深刻揭示了“名”的符号性质及其功能 ,具体探讨了命名的基本原则 ,提出并讨论了使用名称的原则与方法。因此 ,荀子的《正名》实质上是一篇系统论述语词符号问题的符号学专论。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S.H.里格比基于思想史的理论勘定与研究路径吁求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周易·蹇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的演变——兼论屈原与易学的关系

比较今本、帛书本、楚简本与《楚辞》所及《周易.蹇卦》的"经文",可以发现诸本中该卦卦名、卦爻辞及卦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应该说明了以上诸本作者在该卦命名、拟辞及卦义理解上的某种不同。屈原《离骚》所及该卦卦名及卦爻辞,既与《离骚》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反映出屈原既熟悉易学,但却不拘泥于《周易》,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境况对之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特点。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狂人疯癫世界与常人文明世界——从《狂人日记》看中国现代性的“逼入历史”的命题

细读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考察狂人进入历史的机缘问题以及进入之后的选择问题,即可由此“逼”出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关联。狂人是在常人社会将其视为疯癫之后被逼入自身的历史处境的。正是在现实中的被“吃”,使他真正理解到现实和历史的“吃人”。对“吃人”的发现使他身处二重危机如果他不能及早地获得“罪的自觉”,只以拯救者身份凌驾世界,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吃人”者;如果他及早地获得了“罪的自觉”,又有可能在原恕自己的同时原恕了“吃人”,重新成为本来意义上的“吃人”者或被“吃”者。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疯癫的罪名下与被“吃”者一同被“吃”;狂人所遭遇的二重危机,也正是现代性自身所面临的危机。避免这二重危机的唯一可能性方式,就是要彻底处身于对他人与自身的双重绝望中,从自身的“罪的自觉”中更深刻地体验着一切“吃人”的罪恶,并把“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作为其“工作”的最终指向。     

《左传》预言的文化指向与叙事功能

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以“征兆”指代预言,进而将《左传》中历史事件与叙事理想的实然与应然并存,解读为“解释的焦虑”,微观阐释有余,宏观考量不足。《左传》从刀简书笔史官文明中寻求大义春秋四方教化,“思而不惧”;《左传》中的预言,不是存在与反映的比附,也不是简单的预设与达成,不能等同于“征兆”。就思维模式而言,《左传》预言是经验的继承与集成:是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是道德人文的建立,是经世致用的思考;就文学方法而言,《左传》预言是应验叙事传统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中的呈现,具有伏笔、承转、省文等叙事功能。     

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评析

克里普克对专名词与摹状词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的命名理论开辟了专名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他的命名理论仍存在不完全性,因为这一理论无法说明专名的指称在传递中发生转移等三种情况。在专名问题上,摹状词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是相互补充的。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论变革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并通过自我运动而实现的过程。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扭转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精神与物质（自然与现实的人）、自我意识与人的劳动关系,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为前提和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主张,又彰显着历史主义的立场。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