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对封建名实之辨的估量

围绕"封建"名实问题的隐性分歧和显性论争,自20世纪初叶以来已进行了将近百年,迄今尚无定论.对"封建"名实之辨,可作如下估量:它是近代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史学内部的歧见,昭显了新史学诸派对于中西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不同认识;是新史学对于唯物史观理解与运用上的差异引发的分歧;是忽视概念辨析的积习在中国历史阶段命名上的反映. "封建"名实考辨,并非仅仅是名词概念之争,它关涉到历史宏大叙事的准确性.对于泛化"封建"得到救正、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认识更充分普及的前景,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传统民本思想历史价值刍议

1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统治阶级尊奉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奠定民主在中国发展的文化基础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实践中不难看出,民本思想是君主政治一副有效的清醒剂,是群臣谏诤君主的重要理论武器,是封建君主自我调整治民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巩固统治、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因此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从秦汉以来,虽然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局面,但因为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的影响,才使君主政治的弊害得以减轻和缓解。在残酷的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交替中,封建统治者     

先秦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社会一次剧变的时代,由此产生的先秦政治文化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本文根据史料将先秦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大同时代,二、小康时代,三、封建时代,四、春秋时代,五、战国时代.与此相对应有五种传统与制度:大同时代是"禅让制度",小康时代是"王朝传统",封建时代是"封建制度",春秋时代是"诸侯联盟",战国时代到秦汉则走向了"郡县制度".皇、帝、王、伯的四分说,推翻了疑古派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歧见,还原了先秦历史分期的本来面目.     

欧阳修雅词刍议

欧阳修的雅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西蜀、南唐词风,从内容上看,有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和描写闺阁情事两类。这些雅词共同呈现出诗化倾向,在词体中较早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尚雅的趋向和乐观旷达的精神追求。同时,欧氏雅词于融合雅俗上也进行了尝试,在宋代雅俗之辨中具有导向作用。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和描述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名辩思潮与芝诺悖论的历史命运

在先秦时代,名家曾经一度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名家的抽象思辨则受到普遍的轻视与排斥。综观中国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纯粹理性思维的缺乏,给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深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比古代希腊芝诺悖论在西方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试论中国避讳学史的历史分期

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成就巨大是我国避讳学研究的最显著特点。伴随一部避讳史,也有一部中国避讳学史。中国避讳学史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避讳史料学时期——先秦至明代,二是避讳学的萌芽期——清代,三是避讳学的形成期——近代,四是避讳学的发展期——现代。     

论端正学风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

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在要求。在此结合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等,进一步分析如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论物态化的审美意象

意象是个歧义颇多的概念,有中西之别,古今之异。意象是艺术创作主体充分调动审美想象力,化＂意＂为＂象＂的创造物,是一种承载着审美经验的具有感性物质外观的形态。生产艺术产品,就是将＂人心营构之象＂物态化。从创作主客体关系和艺术对现实的不同反映方式来看,艺术产品分为再现型、表现型、象征型,呈现迥异的审美风貌。     

试论价值关怀的现代转向和审美生活化

价值关怀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实践活动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关切到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它作为人类理想承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它包括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向度,能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理性精神的关照下,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既关注个体,又着眼于人类整体。     

审美价值特性研究

价值论角度研究美学是对美学的一种丰富和深刻认识,审美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性一直是美学界关注的焦点,审美评价和审美价值的区分是判定审美价值客观性的起点,审美价值的客观性并不否认审美价值创造主体的自主性,审美价值绝对性中有相对性,审美价值具有超功利性和精神功利性.     

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现代的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百年名辩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二十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的持续争论.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就会发现:立足于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将有助于把近现代以来的名辩研究推向深入.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兵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有三个历史原因:一是频繁激烈的战争为兵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现实机遇;二是百家争鸣的浓厚学术氛围为兵学思想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三是出现了以孙武和吴起等为代表的杰出的军事家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兵学走向时代发展的一个高峰。     

洹水名源考辨

流经殷墟的洹水的名原,《水经注》所言不合实际,也非流经古洹山而得名,是因其流经殷墟在此形成大转弯而名。甲骨文中洹字的写法说明了这一点。     

重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征——从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出发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作家在理解与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遵循的原则;而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正是建立起了现代作家认识世界与表现世界的基本立场与观察视角,蕴育与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印度社会与印度型的科技发展模式

印度独立以来,为解决快速发展问题,实现赶越,曾选择了动员体制的现代化路线,但因种种矛盾,近年来又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但印度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其现代化诉求无法与传统社会关系隔断联系,因此其科技进步模式的建构仍然打上了动员体制的深刻烙印.尽管印度的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但这种科技政策的实施显示出科技进步与社会改革的不同步性和脱节性,这种战略性的错位将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