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

自稗山先生在《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旧第二辑)中首次明确地提出李白两入长安之说后,郭沫若同志又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个说法。这对于李白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展。它使李白作品中的一些疑点得     

《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商榷

谢思炜同志的《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三期,简为《考索》),对“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三十岁时曾到长安游历”,“补充一些证据”:提出李白的一些作品,是写于此次赴长安时、在长安时或离长安后。 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和分析,并参阅李白其它有关诗文,觉得《考素》的证据不够确凿、不够充分,从而对其结论产生疑问。我不揣冒味、浅陋,在此提出讨论。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李白两入长安始末

李白一生曾经两次入长安。除了人所共知的天宝元年奉诏入朝那一次外,早在开元年间还有一次。这是当代李白研究工作中的最新成果之一。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首倡其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也有所发现;近年郁贤皓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益臻明确;我与薛天伟在编写《李白年谱》过程中亦略有所得。兹采众说,酌以己见,试述李白两入长安始末如下。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李白生于神龙元年新证

李白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已成定论;笔者却认为李白生于神龙元年(705),较之传统的定论应后推四年。现考证如下。说李白生于长安元年,是由李阳冰《草堂集序》署“时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乙酉”推算出来的。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载:(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由宝应元年上推六十二年,恰是长安元年。其实李阳冰所署乃其作序时间,非指李白的卒年。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李白《蜀道难》中“峨嵋”考辨

李白《蜀道难》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之“峨嵋”,注家皆云:“四川省峨眉县西南峨嵋山”(为论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南峨嵋”)。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林庚、冯沅君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喻守真先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金性尧先生《唐诗三百首新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新选唐诗三百首》注均从“南峨媚”说     

吳筠荐举李白入长安辨

<正> 李白天宝初年被玄宗召入长安,待诏翰林,历来都说是由于道士吴筠的荐举。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王运熙先生和笔者不久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李白》(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没有采用此说。限于丛书体例,书中不能详加考辨。本文拟就此说之不可信谈谈根据和看法。     

郑谷诗中薛常侍考

晚唐郑谷有《献大京兆薛常侍能》一诗。赵昌平先生《郑谷年谱》谓 ,咸通十三年 (872 )春 ,郑谷在长安应试落第 ,归宜春。此诗作于此年或下年春季 ,薛常侍即薛能。但《全唐诗》又有注 :“一本无能字” ,提示我们此处“薛常侍”未必一定是薛能。《旧唐书·懿宗纪》记咸通十一年(870 )“十月 ,以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但未见其为检校散骑常侍的记载。又郑谷该诗语气颇不像年轻时亟亟于科举之作 ,倒像是厌倦官场、欲归不能时的作品。所以如云此诗作于咸通年间则疑问重重。根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郑谷于昭宗乾宁元年 (894 )任右拾遗 ;乾宁三…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试论李白的山水诗

李白的诗歌论及者多如牛栋,前辈大方之家也是济济满堂,成绩之卓然,令后来者眩目,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也是我国山水诗成熟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名家辈出,佳篇美什,灿若繁星”而李白以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峨眉山月歌》、《朝发白帝城》、《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清溪行》等诗篇为代表的山水诗,把山水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对这位“天之谪仙”的山水诗论者似乎甚为寥寥,今试抛陋砖而引方家美玉,并略窥文化的续承与发展之微诣。 一、简说李白的山水诗     

李杜诗论异同辨

作家的艺术见解往往与其创作个性相联系。正因为这样,李白、杜甫这两位各具风貌的艺术大师,在阐发他们的诗学观时,必然从不同的视点着眼、不同的角度入手,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也许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冲突。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职业的诗论家,但创作之余,他们都曾留下深具会心的“说诗晬语”。李白的诗论主要见于《古风》其一、其三十五、《江夏赠韦太守良宰》、《大猎赋序》、《泽畔吟序》等诗文;杜甫的诗论则主要见于《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偶题》、《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等诗文。其中,有对诗旨诗源的探求,有对诗艺诗法的切磋,有对诗人诗作的品评,而更多的则是创作甘苦的“夫子自道”。“吉光片羽,弥足珍重”。千百年来,李白、杜甫的诗论和他们的诗作一样,启迪和沾顾着后人。     

我读李白《苦雨》诗

李白《苦雨》诗，全称为《玉真公主别馆苦而赠卫尉张卿二首》。此诗在李集中原以为一般酬赠之什，未曾受到特殊关注。自80年代李白0两人长安”之说①兴，此诗涉及李白开元十八年（730）初入长安一事之有无，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主张确有其事者，以之为力证；主张并无其事者，亦以之为力证。譬如函谷，一方欲以一丸泥塞之，使长安固若金汤；一方则欲去其一丸循以破之，使长安不攻自下。“一丸泥”者何？题中之人事也。双方均在此下功夫，侧重于题中有关人事之考证，而对该诗本身之探索则止于浅表，不知该诗中自有深沟高垒，奇阵伏兵，据…     

《〈蜀道难〉新笺》商榷——兼论诗歌寓意

前阅安旗同志《蜀道难新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9期)觉得有些道理,颇受启发。作者于文中对李白《蜀道难》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发展了她在《蜀道难新探》中的见解(<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新固极新,细加斟酌,似难惬李白生活的时代和他特定的创作个性,也与李白《蜀道难》诗旨相去甚远。这里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安旗同志和广大读者。     

关于李白两入长安问题

李白两入长安之说,肯定者有之,怀疑或否定者有之。1980年出版的《李白集校注》,由两位同志分别执笔的《前言》与《后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并不一致。在该书的《前言》里,只谈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征召李白入朝,至于此前李白是     

“求仙”与“求官”——论李白的游泰山诗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来到泰山作较长时间的游览逗留。游览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游泰山》诗六首和《拟恨赋》等。以前人们只是把这些作品当作一般“游仙诗”来欣赏,并没有注意到其中深刻的现实含意,从而把它来作为李白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资料加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研究中的一个疏漏。纵观李白一生,“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是其孜孜不倦的实践和追求。这里既有时代浓厚道教气氛的熏陶,又有现实的客观需要。     

李白诗《胡无人》的本事与系年

李白乐府诗《胡无人》是否是本事诗,古今论者持说不一,对其系年亦有异.歧说主要是因对诗中“太白入月敌可摧”句的理解所致.“太白入月”之月并非论者所理解的月亮,而为昴宿的月星,“太白入月”实即“太白入昴”的天象.“太白入月”之“敌可摧”的占验,与“太白入昴”之“不利胡王”、“当杀胡王”的占验亦相合.而且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至德元载十一月二十六日,确有“太白入昴”的天象发生.故此诗很可能是寓有时事的本事诗.再结合此天象发生的时间、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前后心境的三次转变、此诗所流露的心态,可系此诗于李白初入幕府时期,即至德元载十二月下半月到次年正月之间.     

浅谈“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以《送友人》的两个英译版本为例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拥有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唐诗也不例外。英译唐诗时,应以再现诗作精神内容风貌为主,即以达到“神似”为翻译第一目标,才能更好地保持唐诗的原貌。本文选择李白《送友人》的两个英译本,分析了“神似”理论在唐诗英译中的重要作用。     

《永王东巡歌》别解

对李白从璘一事,论者的态度从来就不相同。有的责难,有的辩护。责难者,说他从逆失节,甚至说他怂恿李璘兴兵;辩护者则说他是胁迫所致,其内心是要驱敌报国的。有的说永王非逆,李白更谈不到从逆;甚至有人说永王东下金陵、扬都,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李白从璘是无可非议的等等。 乔象钟先生在《李白从璘事辩》一文中(载《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评述了各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论证了有关的主要问题。对李璘称兵的性质,引用确凿史料指出:“不是一般的王位继承权的争夺,”而是“称兵割据,对当时千百万受难人民和整个民族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乔文还引了李白自安史之乱起,到入永王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