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权力逻辑视域下的政治义务

权力逻辑影响着政治义务的证成,不同的权力逻辑下政治义务的证成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依据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权力逻辑,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公民实质上遭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干涉,而这种干涉行为最终导致政治义务因缺乏正当性而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成,除非经过公民个人的同意.与之不同,共和主义奉行一种无支配的权力逻辑,它强调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确实对公民造成了干涉,但并没有对公民造成任意的干涉,并且这种干涉根本上切合公民的自身利益.相比较而言,如果依据无支配而非无干涉的权力逻辑来解释政治义务问题,那么公民将更易于自愿承担政治共同体所施加的政治义务.     

权力结构与公民参与视域下的中国陪审制度

分析中国陪审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出中国陪审制度具有陪审员遴选范围狭窄、陪审员权力受限、职业化培训不足和案多人少等特征.从权力结构和公民参与的视角,上述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司法政策导向、司法权力制约、相关制度欠缺和“无讼”的传统诉讼文化.想要真正实现陪审制度的作用,必然要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限制公权力的扩张和保障公民积极参与.     

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价值指引,国家权力促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作用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并且能有效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国家制度权威的确立,都离不开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主导。同时,政治权威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机制研究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现实中,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侦查机关揭露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强大公权力,而缺乏有效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对侦查权力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这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侦查权力的失衡状态.在理论研究上,也仅仅停留在权利应该救济,至于为何要救济、谁来救济、目前的现状等尚付阙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救济理论.     

国家在实行经济安全方面的职责和职能

除了在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范围内所要解决的大量问题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属于国家特有的权力问题。除了国家,任何人简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就属于这类问题。严格地说,国家存在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由上述层次的种种问题的存在所决定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参     

制约行政权力 促进依法行政

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国家权力是公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显然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是公权力。而行政权力的扩张又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所以对其进行制约和控制就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我国。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最终目的。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论法律保留原则在保障公民财产权中的应用

尽管公民财产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和现有法律制度的缺憾,致使公民私人财产受到国家公权力的过度限制却找不到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加强立法、明确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成了当务之急。随着人大监督法的出台,在权力制约方面应当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积极作用,使得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符合现实的需求,也为权力监督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试探刑事诉讼搜查制度中的相关问题

搜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7种侦查手段之一,是国家机关代表公权力收集犯罪分子罪证、查获犯罪嫌疑人、揭露证实犯罪事实、有力打击犯罪行为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刑事侦查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是对公民某种受宪法保护空间的一种侵入,其实质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一种对碰,完善的形事搜查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衡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很多国家都从宪法的高度上严格的控制搜查制度,以求在最大范围内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民的监督权与政府的克制义务

研究公法,重在研究其核心——公权力,特别是如何规范公权力的赋予和运行,把日益扩张膨胀、专横霸道的公权力关进适当的笼子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运用公民的公权利来制约国家的公权力。公民的公权利,核心是政治权利。近年时有发生公民行使公权利批评揭露政府及其官员的弊案,与政府的公权力发生矛盾冲突而被非法问罪。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对待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公权利（舆论监督权）与政府公权力的克制义务的公法关系问题。政府及其官员在事关其公务行为上无权提起名誉权诉讼。     

论我国的公民自主意识及其培育

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实现社会文明的基石,而其发育需要成熟的公民自主意识作为内在动力。公民自主意识是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内在体现。而我国长期受集权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公民自主意识缺乏,导致公民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较强的官方依赖心理和志愿失灵、弃权渎责现象。只有完善公民意识教育政策,通过塑造公民人格、学校教育和社会引导及社会实践来激发公民主体意识、强化公民权责意识和参与意识,才能使公民养成理性成熟的自主意识,为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     

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与政治防卫权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政治防卫权（含盖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核心，也是基本人权。公民运用这些权利，不但经由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来表达民意，行使人民权力；而且要能以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身份，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从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对我国党权、民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

相对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而言,党权、民权和政权可以称之为"大三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政权是实现党权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形式,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民权监督党权、党权指导政权、政权促进民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大三权"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构成要件

人身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 ,更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 ,侵害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如果未触犯刑法 ,当属民事侵权行为 ,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明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是使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得到民事救济的前提     

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兴起

公民社会的成长对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国际交往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是以谋求政权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的存在总体上是有利于统治者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有效的民主治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民社会运动已形成必然的趋势。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党执政合法性的影响

公民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公民的政治参与从巩固现有的政治秩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共同的价值理念角度加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