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农民土地问题

在中国,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识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双方的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时而合作,时而斗争,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就注定了国共两党不可能在合作的条件下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全貌。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左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宋代祥７０年前，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对于推动大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推动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方...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论宋庆龄与国共的两次合作

宋庆龄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同时被周恩总理来赞誉为"国之瑰宝"。为国共的两次合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协助孙中山联俄同时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沟通国共两党高层穿针引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参加五届三中全会,力促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宋庆龄在国共的两次合作中、在实现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尤其是国共合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试论宋庆龄对国共合作的贡献

本文主要论述宋庆龄在革命战斗的一生中对国共第一、第二次合作做出的特殊贡献及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并从爱国主义角度总结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理论，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一国两制”的实现。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联俄、容共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政策，但容共实为联俄的副产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久未确立，容共政策自无从推展。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开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实质性准备，最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推展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阶段，国共两党和苏俄及共产国际为探索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必将开启中国革命的全新局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新论

192 2年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 ,完成了建党任务 ,成为完整形态的无产阶级政党 ,并领导工人阶级掀起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 ,使其成长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真正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内合作”的方针 ,孙中山确立了联共政策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形成。因此 ,192 2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试论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曾推动国民革命的兴起、发展直至高潮,但史学界却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褒贬不一。目前就这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国内学者大多注重从共产国际、中共以及国共合作历程方面研究这一课题,相对来讲对党内合作方式首倡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方面的研究则比较缺乏。为此,本文试图就孙中山主张实行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作粗浅探讨,以期为深入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这一课题作有益的尝试。     

基于钻石理论的闽台传媒产业合作模式探析

ECFA的正式签署,开启了两岸经济共创双赢的大局,为两岸产业深入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能。福建传媒产业由于自身的特点,体现了两岸特色经济合作机制的特色,有利于两岸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在两岸产业合作中先行先试的作用日益凸显。文章运用波特钻石理论,对闽台传媒产业合作要素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产业合作新模式,将对两岸传媒产业合作,乃至对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有所启发。     

再论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 ,重新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维持与破裂是非常必要的。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它是国共合作的“唯一形式” ,而非“最好形式” ;国共“党内合作”得以在“病态”中维持 ,在主观上共产国际的“坚持”和在“挤柠檬汁”理论指导下采取机会主义的平衡策略是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国共“党内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合作的历史阶段性 ,不应过分强调国共合作破裂的个人责任     

论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拓展

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环境合作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必然、理性的选择。国际环境合作更新了国际合作的理念，扩大了国际合作的主体，拓展了国际合作的方式。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     

新疆兵团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构建

该文分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有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探讨了兵团产学研合作模式运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兵团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模式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兵团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合作的具体运作模式,包括兵团企业为主体合作开发模式、兵团企业为主体委托开发模式、兵团企业为主体共建企业技术中心模式和共建工程技术中心模式。     

东亚金融合作的研究范式及其架构

东亚金融合作包括金融监管合作与金融市场合作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前瞻性理论课题.文章对现有研究范式进行了归纳与评价,从微观基础的跨期均衡角度,提出了研究范式的创新问题,并指出东亚金融合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研究架构.     

论高校与“产学研系统”和谐关系的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技术创新模式——“产学研”合作在我国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谋求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高校应根据自身类型准确定位，找到合作的锲入点，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产学研合作。高校在合作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与产学研各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建立互信、互助、互利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合作中，高校要明晰知识产权归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体系、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对高校在产学研合作系统中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高校应该在产学研合作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效益最大化。     

东盟在20世纪后期的区域性经济合作

东盟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从最初的几乎是纸上谈兵似的经济合作逐步成长为包括 10个国家、涉及几乎各个行业和领域的颇有影响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在其长期的经济合作中 ,形成了若干可资借鉴的颇能体现东盟发展历程的特点。     

论中国--朝鲜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与辽宁省的作用

朝鲜半岛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中国加强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合作在空间上主要强调了图们江地区的重要性,在图们江地区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应重新审视双方合作的地理重心。当前随着朝鲜经济开发战略的调整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辽宁省在中国与朝鲜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必将凸现出来。     

福建推进海西科技协作联盟发展的合作模式选择

在推进海西科技协作联盟发展中,福建省具有区位优势、对台优势和中央的政策支持优势等,但也存在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投入偏少、闽台科技合作进展有限、科技合作管理体制不顺、企业对科技合作的动力和压力不足等制约因素,应大力推进台湾技术梯度转移合作、共性技术开发合作、中介服务组织合作、创新平台合作和会议合作等合作模式,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临沧经济发展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技术的合作与开发,对临沧市乃至云南省对外开放、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临沧具有区位和资源两大优势,在参与次区域合作开发中,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需要背靠全国,面向东南亚,经贸并举,参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