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主余象斗与公案小说

明代书坊主余象斗为了牟利,编撰、刊印了两部公案小说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相比于同时代的公案小说创作来说有所创新,客观上促进了明代公案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作为明代公案小说初创期的作品,还是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创新和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公案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论明代建阳书坊娱乐传播功能的载体选择与实践

万历以后,娱乐传播成为建阳书坊刻书的一种重要功能指向.明代建阳书坊选择了"小说"作为娱乐传播的形式载体,为人们构建了三重娱乐世界即历史英雄的"神奇"世界、神魔公案的"神异"世界和图说故事的"图话"世界,形成了传播者队伍、受众队伍及市场形成机制.     

《大明令》与明代的律令体系——明代“令”的作用与法律效力

<大明令>是明代洪武初年的一项重要的立法,其与<大明律>形成的律令关系是研究中国古代律令体系非常重要的样本.从法律形式与适用方式上来讲,<大明令>与<大明律>有很多不同之处.随着明代立法的完善,"令"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效力依然存在,这种效力部分来自于其立法精神与其他法律形式的一致性,部分来自于统治者遵循"祖制"的传统.而明代中叶以来,"例"的修订与"会典"的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从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社会文化原因看其文化品位

康乾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确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联,清政府所采取的文化怀柔政策更是才子佳人小说得以产生的一个社会契机。才子佳人小说对当朝政权的歌颂和粉饰十分迎合统治者的口味,作品中所包含的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和朝廷实行的忠孝治国的思想相一致。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     

论明代坊刊小说的广告手段

明代是坊刊小说兴盛的时期,为了扩大发行,获取利润,书坊采取多种多样的广告手段,包括标题广告、解题广告、识语广告、凡例广告、序跋广告、正文广告、牌记广告等。本文立足于明代坊刊小说的整体状况进行阐述,分析坊刊小说广告的类型、特点及意义,以此观照明代书坊与书坊主在小说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八股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浅论我国古代的公案小说

我国古代公案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产生了诸多作品。然而在小说史研究中,对公案小说的研究却不能令人满意,评者多半以鲁迅对个别公案小说的评价如“字句拙劣、几不成文”、“千篇一律,语多不通”贬抑整个公案小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为此,本文拟对我国历史上公案小说略加考察,希望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一、短篇文言公案小说:短篇文言公案小说产生     

出版文化视角下的明代小说研究

程国赋教授新著<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中华书局,2008年10月,以下简称程著)系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2008年1月结题时被评为"优秀"等级,同时被列为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程著本着历史文化与古代小说相结合、文献与理论并重的研究思路,关注明代出版文化与当时小说创作、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试图从出版文化这一新颖、独特的视角考察明代小说发展、演变的真实历程及内在规律.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法律冲突问题的法理认识

法律冲突是一种重要的法现象,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规范冲突,还表现为权利(权力)冲突;法律冲突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法律冲突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并认为过于强调法律冲突的负面作用是片面的,在一定意义上法律冲突实际上已成为法律变迁的动力,因此,必须建立起一套调整法律冲突的灵活运作机制,以发挥法律制度的最大效用.     

法律理念:法律的社会化进路

中国法律的社会化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已近20年了,这场旨在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观念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其理论设计和实践效果昭示:以往的法律社会化运动只是法律条文的社会化,而法律理念的社会化才是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法律的和谐与法律解释

一、法律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和谐”这一称谓在法学教科书当中尚无提及,法学家们也无专门的论述,但这决不意味着法律的和谐不能成立。尽管并无明确的提法,但是在法学理论当中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法律的和谐问题。我们并不想对法律的和谐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我们只是想通过“法律的和谐”这一称谓来表达法律中的和谐思想,这一思想从法律自身来说就是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不同的法律之间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就是法律与社会的协调统一,法律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正义。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可…     

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移植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立法工具。关于接受国本土文化对被移植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学界鲜有关注。从现有理论推演出的"与世隔绝的法律精英"假设和"文化决定"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法官在违约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可预见规则的适用情况。根据中国法院的实践,可以对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新的假设:一个法律规则被移植到另一国之后,接受国的法官能够了解该规则的含义,但当该规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时,本土文化会成为补充考虑因素,影响法官对法律责任大小的判定,一般不影响归责。     

法律思想的"外"与"内"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这一变革带来了新的对法律的巨大需求。法律的发展必须在维持现存秩序与协调环境变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这些发展都离不开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的支撑,缺乏了思想与文化底蕴的法律,是不能赢得社会对它的尊重的。有鉴于此,如何为变革时期的中国法律寻求思想与文化上的资源,就成了当前理论法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这里,我们特约了三位中青年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价值评判等角度对此展开论述,编辑而成这组笔谈,以飨读者。     

论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

法律权利转变为法律义务和法律义务转变为法律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发展常态,也是社会转型的微观显现。研究权利义务之间的转换既可以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可以为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将何种行为确认为权利义务提供理论基础。因此,需要对权利义务之间转换的原因、表现以及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法文化和法文化学概念

法是由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等非常丰富多彩的要素所组成的社会性、历史性的产物。对于这种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复合性构造的法,在此拟从＂法规范、法体系＂和＂法实态、法秩序＂,以及＂法文化＂等三个要素加以阐释,并针对法文化学的机能和作用加以探讨。     

从法律规范的可反驳性到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法律论证中融贯论的必要性

法律规范在其内容的可改变性意义上,具有可反驳性的特征.建立在可反驳性规范基础上的法律知识体现出三种特性,即可衡量性、跳跃性和可转变性,这表明法律知识是建立在非常不稳固、不确定基础上的,以这样的规范为前提所进行的三段论推理,只能获得逻辑上的有效性,无法保证内容上的正确性.为满足法律知识正确性要求,论证理由必然涵盖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治规范,甚至伦理规范,使它们形成一个融贯的命题体系,为法律决定提供实质性理由支持.     

法律程序解释——以法人类学为视角

程序理论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发展中备受关注.从法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法律程序,借重结构功能理论来认识法律程序,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法律程序的兴起有其历史条件和结构条件;法律程序基于对称的二元结构发挥作用,程序结构是开放、宽容和中立的;法律程序具有类似于实体的功能,程序与社会利益脉络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