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超人力因素

清代白话公案小说中的超人力因素,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也不是创作者为了制造一种怪异的阅读气氛,故意在小说里极尽全力叙述鬼神之事,而是有其直接的动机,那就是借鬼神彰显清官、满足大众好奇传奇之心、以鬼神果报扬善惩恶。     

再论明代公案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成因——科举歧视、说唱与小说理念对叙事的影响

学界常感叹公案小说不如西方侦探小说那么引人入胜。但此类比较未能很好地结合中国文化环境,也忽略了“引人入胜”叙事方式的某些内在机制。法医学知识和细密的故事时间是破案严谨的基石。明代科举和教育体系歧视仵作,强化了文人与法医学知识的割裂。限制计时仪器的发展,因此故事时间较为模糊。说唱常渲染作案经过以强化善恶对立,史传文化按时序叙述,导致隐藏作案经过的方式散见却未成主流。拟话本的题目与入话会提前叙述后文,设置反转和悬念时易顾此失彼。虚构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线索,可强化悬念,也使重要的线索与反转更难被觉察,结局更出人意料。但明小说作者视“奇”与“通俗”为手段而非核心,所以很少虚构假线索。悬念、推理和反转多散见却未实现精致的融合。此外,中国独创的密室情节值得更多关注。     

古代“公案小说”辨异

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 ,一些专业的辞书、论著 ,一致认定公案小说是在宋人的勾栏瓦舍中“说”出来的。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始终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走完了产生、发展、衰微的全过程。作为一种文体概念 ,公案小说是在大量的作品产生之后 ,经宋人的“说话”而定名的     

书坊主余象斗与公案小说

明代书坊主余象斗为了牟利,编撰、刊印了两部公案小说集《廉明公案》、《诸司公案》,相比于同时代的公案小说创作来说有所创新,客观上促进了明代公案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作为明代公案小说初创期的作品,还是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这些创新和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公案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的创作和传播。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品格

判词是一种司法文体,经过漫长时期的发育演进,在唐代发展完备并完成其文学化的转型过程,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到宋元时期,它开始与此时发展成熟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联姻,并在明代孕育出一种形式独特的书判体公案小说。判词在公案小说中有如下独特的美学品格和表现功能：一是有卒章显志、强化主题的功能;二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是在作品中起着结构上的组织作用。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接受新论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维护忠义伦理,广受读者喜爱。学术界对其思想倾向多持贬抑态度。社会主流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有明显的影响和制约。审视社会主流道德与小说的接受效应,公案侠义小说思想主题的形成,纯属自然,是民间道德价值取向的"集体无意识",其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平民阶层对社会道德本体的认知自觉,展示出儒学的道德感召力与民间影响力。     

小说“公案”与“侦探”——兼谈“侦探小说”的界定

从调查者与调查行为两要素来看,"公案"与"侦探"两种小说是有很大区别的。公案小说彰显调查者的忠孝伦理,侦探小说凸显调查者的科学智慧;公案小说注重断案的结果,侦探小说关注破案的过程;公案小说主观臆断、人神兼判的成分多,侦探小说则全凭客观审慎、科学实证之手段。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强调的是破案人侦破推理犯罪事实的过程,破案人崇尚的是科学精神、法律意识及逻辑推理、实证主义等侦探方法和手段。     

颜子“公案”论

出自孔子评价颜子"三月不违仁",牵连出儒家对于颜子是至"熟"论或未"熟"论的"公案"。这一"公案"的实质,是儒家"熟仁"思想的检讨。梳理和评判诸儒在此的态度,是研究儒家"熟仁"思想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能准确把握颜子作为"复圣"的理由和在儒家系列里的应有地位。     

明代小说创作虚实论

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使虚实问题在小说观念中占有特殊位置。由于受到史学观念的巨大影响,唐代之前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基本上为纪实观念所左右。渊源于宋元说书艺术的白话小说,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独特审美需要,虚构想象在讲史小说中进一步突破纪实观念的束缚,初步建立起“虚实相半”的创作原则。明代小说理论进入黄金时代,对虚实关系的探讨屯更加深入。虽然纪实观念仍有较大的影响,但以谢肇浙、袁于令为代表的“贵幻”说异军突起,并很快以其高度的理论性成为虚实观念中的主要倾向。本文考察了明代小说观念中的虚实理论,分析了诸说的利弊及其价值,探索了古代小说虚实观念的发展规律。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语创作的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种,也是由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唯一一种.高罗佩西传与回溯狄公故事的实践使中国公案小说在改良中得以重生,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中国刑律制度和广博文化的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官陈来元也将<迷宫案>译介给中国读者,完成了该小说的二重回溯.漫长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使<迷宫案>小说及狄公形象得到多重阐释和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成功案例.     

女性读者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当前有关女性读者与章回小说之兴起的考察,明显来自西方小说理论的影响.其实,有多少女性接受小说,如何接受,并不只是社会文化消费景观自然的变迁,而是与宋明以来、尤其是明中叶的教育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明初,朱元璋等人即积极将原有女教思想纳入礼乐系统,加以制度化,女教遂成为当时官方新朱学的重要一环.成弘以来官方女教渐次衰微,在野士大夫纷纷以推行女教为已任,或重教化,或重性情,其间复古与新变的争执至嘉靖万历初日趋明朗,章回小说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一方面,重女教者鼓吹假通俗读物以教化女性,这一思潮直接影响了章回小说的兴起;另一方面,重性灵者鼓吹女性的才学,其结果却是大量女性首先折入诗文词曲的创作,她们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只能是间接而曲折的.可以说,最终影响章回小说兴盛的,仍然是期待视野中的女性读者,是编撰者眼中的女性姿态最终构成了章回小说的有关内容.     

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

唐代的社会政治体制较之前代更加完备,其君臣关系也更具有典范性,这是经过唐代小说家的审美心理中介,艺术化地升华为唐人小说中鲜活生动的君臣关系理想图景.这主要由三个层面建构而成:从理想国度层面虚构的"杂于千官"的最高境界;从社会政治层面着眼的君明臣良的理想范型;从道德与人性层面观照的君宽臣安的良性形态.这是唐人小说丰厚文化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超时空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论山西在明代小说中的地位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古代长篇小说开山之作,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小说传统,为古代文学的变革转折首开风气。《水浒传》为施耐庵与罗贯中共同创作,其得力于罗贯中者尤多。依据实地文物考察证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来历,是山西娄烦花果山下一貌似猴面的牧马人。山西为古代小说的开创与繁荣,做出了不朽的艺术贡献。     

论明代通事与西域贡使的关系

西域贡使与明朝往来需通事沟通,沿途往返需通事护送,通事与贡使之间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本文着重论述明朝西域通事的职责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地位,并通过具体事例探讨通事与贡使的利益关系及其成因.     

小说劝惩论与明末拟话本小说

中国早期的小说主要是用来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的,从唐传奇开始,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明代中叶以后,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在他们看来,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劝惩功能要超越其他一切文化形态。明末的拟话本小说深受小说劝惩论的影响,因此也生发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特质。     

唐代占梦小说与《汲冢琐语》的关系

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古代的占梦术和占梦小说故事。唐代占梦小说分为占梦小说、梦告小说和感应小说。战国时期《汲冢琐语》是一部“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的作品,记叙梦验是其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所描写的离奇古怪的梦象、穿凿附会的占辞和梦验,构成了占梦小说最初的内容。唐代占梦小说多半袭取了这一类故事的占梦內容和叙事结构。通过对这两者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唐代占梦小说导源于《汲冢琐语》一书,《琐语》是唐代占梦小说的雏形。而这种观点是对现有梦文学史研究只把诗歌、诸子散文、史传等看做梦文学起源的观点的补充。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国长期沿用的一种寓政治和经济为一体的特殊对外政策。在促进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立国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又有新的发展。作者从朝贡贸易的实行措施、鼎盛表现和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进行全面考察。     

元明戏曲中的“妻妾关系”辨异

妻妾关系是中国婚姻史上的重要问题,元明两代的戏曲作品对此都有所反映,呈现出来的风貌却不相同。元杂剧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相互对立,作家对＂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持质疑态度;明传奇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和谐融洽,作家倾向于美化＂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元明戏曲中婚姻观念的差异,根源于元明两代戏曲作家社会地位和创作观念的不同。     

明朝中琉封贡关系论析

明初,琉球与明朝建立了朝贡与册封关系,成为明朝的藩属。对于琉球的朝贡,明朝将之看作是"万国来朝"、"四夷咸服"的盛世象征,而琉球却认为是难得的赢利机会,频繁来贡,使明朝不胜其烦。至于对琉球国王的册封,虽说明朝很重视,派遣给事中、行人等近臣涉险渡海前往琉球,但其中亦包含有贸易成分,即册封使随从携带货物过海以牟利,以至于到后期的册封几乎是流于形式。不过,琉球通过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大量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中国文化亦通过明太祖派往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和册封使等传播到琉球。     

浅析符牌在明代国家治理中的特点

自古以来,符牌作为一种凭信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与历代相比,明代在符牌的使用与管理上表现出了大量使用以象牙为制作材料的牙牌、注重在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中采用符牌、致力于符牌的制度健全与完善等特点,通过对明代符牌的特点加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运行机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