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玉文化的发生与玉器时代分期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崇玉文化传统,仅在环太平洋区看到持久性玉文化分布,而以东亚为突出代表.在史前期的东亚崇玉之风影响下,拜玉主义形成根深蒂目的大传统,几乎无可替代,在此基础上催生出有别于西方拜金主义的东亚文明,尤其是华夏文明.从玉石神话观的视角考察东亚玉器时代的兴衰始末,探究最初的用玉习俗背后的信仰及神话观念要素,并做出三时期的划分:第一期:玉器发生期,距今10000年-6000年,其特点是以所谓装饰性的小件玉器和实用工具为主体的玉器生产;第二期,玉器时代的鼎盛期,距今6000-4000年,其特征是玉工具、玉兵器和玉礼器的全面繁荣;第三期,玉器时代的终结期,此一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兴起相互重叠交叉,年代约为距今4000-3000年.从分期探讨中审视玉文化兴衰更替与文明发生及社会、国家凝聚的关系,可以揭示早期国家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原型编码现象.     

红山文化玉器蕴藏着黄帝及龙凤文化信息

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检视,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情况：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神龟、云、鸟等）,红山文化均有玉器与之对应。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深入揭示这种契合关系的内在原因,作者提出了＂玉器图腾＂、＂四生＂等概念。红山文化先人们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四生＂）情况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存留在红山文化遗址及其遗留物中,在诸多遗留物中,玉器是首要的红山文化先人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信息的携带者。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玉器就是当时社会（＂四生＂）的缩影。从翁牛特旗史前岩画到处是猫头鹰眼睛的情况,可以推断猫头鹰（鸮类）曾经伴演了红山人卫士的重要角色。蛇也起过类似作用。红山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共同体创造的,其社会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决定了其玉器的多来源多层级关系。同时,红山文化由多元图腾融合为统一图腾（如龙、凤）的过程,就是这个社会共同体（联合体）从多元走向统一古国的过程。红山文化社会联合体的墓葬安排秩序,即是社会层级安排秩序,从而决定了红山文化社会的用玉秩序。牛河梁红山文化玉器承载中华文明起源的信息,反映了当时融合的社会性质。     

现代作家的"中国古典小说观"

20世纪是中国的一个极其独特的历史阶段,一切学问和理论都处于"中西"和"古今"的碰撞与融会的历程中,研究这一时期的任何学术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这个时代特点所赋予的印痕.这100年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们如何对待中国古典小说,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探讨的带着深刻时代烙印的问题.     

会盟文化与玉器文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历史价值之一

红山文化展示了会盟文化的多个侧面,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玉器在会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开启了中华玉器文明。     

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须划出一个"陶器时代"

本文认为,百多年来的考古学、历史学进展表明: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以农耕畜牧业和陶器工艺为代表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期,即"前文明时期",这个孕育文明的历史阶段即"陶器时代"(Pottery Age).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史前史三分期修正为四分期: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     

"物质文化"概念辨析

流行的"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概念,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不具有合取的关系.如果同时采用这两个概念,必定导致"物质文化既存在又不存在"的逻辑矛盾."广义的文化"中的"物质文化"概念,包含着"这个东西既是物质,又是文化"的内涵;"精神文化"概念也包含着"这个东西既是精神,又是文化"的内涵.这就必然得出"文化既是物质,又是精神"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与"狭义的文化"概念相矛盾的,因为"狭义的文化"是否认"物质文化"概念的.如果把"物质文化"为"物质的文化",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把"物质文化"释义为"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这是可取的.     

论书法"原创性"时代

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书法经历了复苏期之后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恢复基础平台"的阶段和"回归、深化与活用古典"的阶段.2003年以来,中国书法正在迎接一个新时期"原创性时期".提倡"原创性时代",其实也是一种艺术意义上的"启蒙".在目前的普遍以"仿书"为能事的风气中,强调"原创性"精神,是对一个书法家的思维、能力的挑战!是对全国性展事的评选机制的挑战!更是对书法界全体"国民素质"的挑战!     

红山文化玉器的社会组织功能

上古玉器的社会组织功能一直是业界专家学者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会盟文化、玉器作为中介物、玉器与其主人关系、玉器在葬制中的作用等方面论述了上古玉器的诸多社会功能。     

红山文化玉器用料探究

我国具有悠久的用玉历史,人们逐渐认识到玉石料与其他石料的区别.玉器在史前时期是很 多地方的代表性器物,如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目前,对红山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的来源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其出自辽宁省岫岩县,对北瓦沟玉石矿床的调查分析表明,这里具备良好的玉石生成的地矿结构,是古玉的主要产地,产于辽宁省宽甸县的“宽甸玉”也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来源之一.红山文化用玉的主要玉材是质地均匀具有一定半透明度而色调偏黄的软玉,此外,红山文化所用的玉器材料还有一些是水晶、绿松石和玛瑙.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玉人”源流考

从诗歌到词曲、杂剧和小说,从先秦到当代,"玉人"一语几乎占尽了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玉人"内涵的流变有着复杂的形态和原因,至今仍模糊不清.在"玉人"的流播历程中,它由善识玉石并能琢磨成器的工匠之意,演变为兼容性美称,性别指向需依具体语境来界定.<西厢记>巧妙地利用了"玉人"的隐语色彩,因之预设了"闹简"等喜剧化情节.至于杨绛的小说<"玉人">,则是对传统文体与文化内涵的吸收与变革,再度提升了"玉人"的弹性系数.     

论玉德与孔子的修身思想

孔子的时代,玉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更是君子人格的象征。玉同人的行为、信念和修养联系在一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良玉温润光洁,君子依仁成德,为世人楷模。玉与士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佩玉,温文尔雅,行止有方,玉声叮当,姿态雍容,君子要守身如玉。玉生石中,须雕琢方能成器;人非圣贤,须不断学习自律,方能成为君子。玉有德,君子亦须有德。孔子用玉规范"君子"的行为举止,琢玉求美,修身致善。     

二里头遗址所出玉器“扉牙”内涵研究——并新论圭、璋之别问题

本文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所出的带扉牙玉器 ,并结合更早或更晚的考古材料及相关文献 ,对这些玉器之本质归属及圭、璋之别等难题进行了科学分析。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这些不同玉器的扉牙在不同的情况下可分别表示有时可与北斗或极星关连的 (半 )天盖、(半 )介字形冠、神虎或其之间的某种组合。本文的结论不仅适用于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所出的带扉牙玉器 ,而且适用于中国古代尤其是三代及其以前的几乎所有的带扉牙玉器或铜器。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象同意异"与"象异意同"--试论先秦诗文比兴手法运用的一大特色

取象完全一致,但喻意不尽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象同意异"现象与取象全然不同,喻意却大致相仿甚至完全一样的"象异意同"现象在先秦诗文中大量存在,成为先秦诗文比兴手法运用的一大特色,文中主要研究探讨形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所取得的独特效果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论证券法之“证券”——以《证券法》第2条为中心

由于证券法之"证券"应当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在立法以"列举式"定义证券却无法周延的情况下,可通过分析美国证券法判例中的"Howey Test"并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实践,确立我国证券法界定证券范围时使用"兜底条款"所应当采用的标准。"资本证券"是一个在证券法领域颇受重视且频繁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比较各国或地区的证券立法并对证券法理论进行回顾后可发现,"资本证券"既没有成为立法用语,也没有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对此,可在分析有价证券、证券资本的基础上,厘清证券法上的"证券"和有价证券、资本证券之间的关系。     

以"三个代表"思想认识和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上庄严指出 ,当人类社会跨入 2 1世纪的时候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以“三个代表”思想界定“小康”概念 ,认识“小康社会”的性质 ,定位“小康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对于推动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有重要的意义。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

中缅两国之间经腾冲进行的经济交往随着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即已开始,并几乎从未间断,其兴旺程度随着中缅两国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中缅贸易史上,翡翠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缅甸翡翠的开采、运输、加工和贸易等环节,腾冲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汉文帝与历史上的"德治仁政"

“德治仁政”是古代中国人所希冀的理想目标。按照儒家的观念,其核心就是一个“仁”字,“惟仁者宜在高位”,主张以统治者个人的高尚品行来影响和治理天下。综观周秦至清的历代王朝,能够与所谓“德治仁政”相联系的,惟有西汉王朝的文帝时期。而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又有着其复杂独特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