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社会作用之比较研究——以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为例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力量小,市场功能不足,表现出公平有余而效率不足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从英国社会保障发展历史,英国福利观念演变,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英国社会保险模式,英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英国社会保障经办机制等六个方面得以体现.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有四点可以借鉴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突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和加强第三部门作用,实现社会保障资金增值多样化.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社会化的市场运作与加强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文化背景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分析了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建立之初的文化背景,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符合本国文化价值观。中国民众追求公平,希望政府做到“富民”、“爱民”;中国家庭崇尚“孝亲”理念;中国社会具有博爱互助的情操。中国应根据这些文化背景,采取注重公平、广泛覆盖,关注低收入人群,激励社会互助的社会保障政策。     

私有化与撒切尔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

战后英国的福利制度从整体上是一种强调政府主导的福利取向型制度,它存在一个突出的内在矛盾,即过于强调使用国家的力量维护平等的原则,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以及人民的思想发生严重扭曲,特别是沉重的财政负担日益成为政府重振经济的巨大障碍。撒切尔政府执政后,私有化成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根本思路和方向。改革主要涉及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其中住房私有化政策最为成功;教育体制改革毁誉参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果不大。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德国的原因浅析

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社会特有的产物。德意志第一帝国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 ,但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首创者。这种首创与当时德国良好的经济状况、复杂的阶级状况、以伦理道德为基点的社会舆论以及首相俾斯麦的个人主张息息相关。正因为当时德国的这些条件是英国所不具备的 ,所以它能比工业革命先行者的英国更早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奠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实行法西斯专制管理,另一方面仍有明显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曾出现福利国家的趋势。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紧密相连、相互适应,其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统一化,并受到国家干预理论的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始终遵循着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责任分担合理、覆盖广泛、由社会组织实行自主管理、社会保障立法完善等成功之处,多年来为维护德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示范.借鉴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功经验,整合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资源,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     

工业化发达国家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经验和启示

通过对德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英国的老年保障与补充养老保险以及美国的私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认为借鉴这些工业化发达国家补充养老保险的经验有益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指出我国养老保障从单一支柱走向多支柱已是大势所趋,而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原则,同时补充养老保险积累资金需要市场化的投资运营.     

德国住房保障:制度构成、特征及启示

住房保障是住房政策及社会保障的重点领域,关系社会公平与和谐,也是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德国是最早提出社会保障的国家之一,在住房保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经验对我国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德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包括公共住房制度、房租补贴制度、补贴建房购房制度、住房储蓄制度等,充分发挥了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与责任.目前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和保障房制度建设应充分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强化政府责任,完善住房保障法律体系,并适时调整制度内容从而构建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还应不断完善配套制度,为我国的保障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于环境治理的责任伦理反思——基于中外雾霾问题治理的比较分析

责任伦理学作为对社会发展态势的一种反映,既是对社会发展代价的伦理反思,又是对各主体社会责任的伦理追问。雾霾问题作为工业社会以来的重大环境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之痛,对其反思也推动了环境责任伦理学的发展。文章通过对1992－2014年CNKI数据库关于雾霾论文的文本分析,并对比英、美、日、德等国曾经的雾霾问题状况及解决之道,目的在于倡导一种基于责任伦理意识的培养,从而唤醒各行为主体的生态环境责任感,增强行为主体对自身环境行为的责任认知和责任实践能力,从而使环境责任意识内化为责任主体的道德品格,进而解决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境,推动中国的又好又快发展。      

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二战结束后,西方盟国对西占区德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再教育"运动,试图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教育。这场由英国首先提出,美、英、法共同推动的"再教育",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英国和战前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

20世纪 30年代 ,在世界安全制度无法有效应付战争危机的形势下 ,苏联及时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正确主张。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具有诸多显著特点 ,它们决定了英国在这一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在英国对苏联上述主张所持消极立场的严重影响下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欧洲也未能出现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阵线。英国的消极立场 ,源于对希特勒德国的错误认识、祸水东引心理及错误的外交战略 ,亦与美国对集体安全的冷漠态度有一定关系。英国是战前苏联欧洲集体安全政策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日本右翼势力的"美英同罪史观"辨正

日本右翼势力兜售的“美英同罪史观”的主要谬论包括:美英等国也应对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负责;就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而言,日本与美英等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区别;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战争犯罪也不同于德国的人道犯罪;美苏等盟国的一些“暴行”也是战争犯罪行为等等。然而,无论日本右翼势力怎样淡化和试图以此“抵消”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责,其“美英同罪史观”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丝毫掩盖和减轻不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     

二战时期美国供给中国政府的租借物资流向

二战时期,美国供给中国政府的租借物资,除了用于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外,还有被英国霸占了的和被美国调到其他地方去或收回去的。     

1945年英美财政贷款谈判及档案材料分析

文章主要利用已解密的原始档案——《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和《美国对外政策文件集》对1945年下半叶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财政贷款谈判做以述评。二战结束后,美国突然停止了租借援助使得本已受战争摧残的英国经济步履维艰,财政濒临崩溃,不得不再次向美国求援,而美国则充分利用这次谈判之机迫使英国不断妥协、退让,最终英国几乎答应了美国的全部要求。至此,美国也基本实现了构建以其为主导的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夙愿。     

社会保障:公平社会的基础

是否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否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是强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弱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水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靠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公平社会的基础。追求适度公平是以推动社会和谐为己任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底线公平是政府与社会之间责任分工的依据。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形成柔性调节机制,既增进社会福利,又推动经济发展。以适度公平为原则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点看,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种福利,一种经济制度,它还是一种责任体系,一种道义承诺,一种社会架构。     

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进展与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消费者联盟等国际组织都开始拟定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示范规则,美、英等国及欧盟、中国台湾地区已经启动并实施了大范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与立法改革。展望未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独立性、统一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国际性不断增强,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有从传统审慎监管机构中逐渐分离趋势,并可望成为评估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