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

本文主要阐述了清代蒙古族学者贡布嘉用藏文撰写的《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经过比较认为作者大量参考了汉文和藏文史料,汉文史料主要有《史记》、《汉书》、汉传佛教五大高僧传记、隋代的《众经目录》、元代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藏文史料有《如意宝树史》等。作者驾驭史料娴熟,对于汉地佛教发展历史表述线索清晰。本书是反映清代汉、藏、蒙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著作,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吕氏春秋》天文史料与《史记·天官书》比较探析

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门人所成的《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而保存了大量史料,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天文史料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非凡角色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影响。此外,同样相关内容亦集中反映于中国上古天文史料之集大成者《史记·天官书》中。两者相较不仅对探究上古中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对后人解读与爬梳早期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大有裨益。     

史料征引原则与价值透析--王圻《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的个案研究

王圻所撰《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系统保存了官制史料,尤其是明代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对于后人修史、考史、辑佚、辨伪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更是他严谨的史料征引原则在史料价值上的具体体现。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刘勰关于文学史料学的见识

刘勰的《文心雕龙》蕴涵着相当丰富的文学史料学内容。刘勰重视史料,敬佩孔子在史料方面作出的贡献,肯定刘向、刘歆和班固在史料学上取得的重要成绩。他把"真"作为衡量史料的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对待阙疑史料,他主张遵循孔子提出的"阙疑"原则。他强调注释史料要避免错误、力求简明。他指出,使用史料,应正确无误,要做到精要,注意选取典型和使用新史料。     

《史记》研究的新视野——读《（史记）中的河北人物研究》

保定学院刘玲娣教授的《（史记）中的河北人物研究》,是一部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将地方志、考古资料、历史地理等文献史料与史籍相结合,较为系统地研究《史记》中河北人物的专著,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读后感觉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研究角度新颖,二是研究方法较为独特。在浩如烟海的《史记》研究专著中,称得上是后出转新的著述。     

苦难是最好的催化剂

司马迁一句话触怒皇帝，被处以极刑。他没有失落，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史料，遍访名山大川，历时数十载，终于完成了中华灿烂文化的不朽之作——《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经此大苦大难，司马迁也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史官。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     

从四种近代史料看现代汉语前期词汇新现象

在西学东渐和社会大变革的双重背景影响下,19世纪的汉语中产生了大量新词语、新词义,同时一实多名、古词义短暂存留等等词语过渡现象异常复杂多样,这在《中外旧约章汇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万国公法》及《海国图志》四种近代史料中有突出的反映。随着对近代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史甚至现代汉语史的上限都可定在19世纪。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论《史记》“整齐百家杂语”

"整齐百家杂语"是《史记》主要著述宗旨之一。司马谈所说的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是指导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的思想方法,而《六经》则是百家学术同归的目的地。司马迁不仅从百家杂语中吸取史料,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历史、天文、人生智慧各个方面吸纳百家学术观点,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学术思想体系。     

史料发掘与《骆驼祥子》研究视野的新拓——以梁实秋和华思两篇被忽视的接受史料为例

梁实秋和美国新闻处前总编华思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读（骆驼祥子）》和《评（骆驼祥子）英译本》,是早期《骆驼祥子》接受传播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失收于老舍研究的任何资料中。这两篇文章不仅能避免接受者的盲目与自信,纠正以往接受研究的偏差与问题,更能打开接受者认同与重构、修正与跨越的新视阈,堪称《骆驼祥子》接受传播史上的经典文献。     

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从几则未刊资料解读黎澍

黎澍是大陆学界卓有声誉的史家,其生平学术已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以几则有关"文革"前黎澍的未刊资料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加以解读,可以为黎澍研究提供一些关键的背景资料,进而为认识文革前大陆史学界的丰富性提供一个视角.     

影响高校教材管理时效性因素分析

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教材管理工作与时俱进。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必须改革。在审、选、供、管四个环节中,确保供应是中心,教材选购是关键,校内自编教材必须通过严格评审的程序方可使用。在教材管理队伍建设方面,队伍知识结构要合理,要有对在校相关专业知识比较了解的相应人员,管理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