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与毛传郑笺训诂相通说

皮锡瑞在《经学通论·诗经》中指出:“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煞。”近人指清代汉学家。这两派意见虽然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却都将宋学与汉学割裂开来,将朱熹的《诗集传》与毛传郑笺对立起来,因而都带有片面性。其实,《诗集传》之“集”,就是集众说的意思。《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记载:“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     

《诗经·无羊》新解

《诗经·小雅·无羊》的诠释历来众说纷纭,独题解悉本《诗序》“宣王考牧”说.郑玄《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朱熹《传》曰:“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虽未确指,然亦暗示歌咏对象还是统治阶级人物.近人或袭郑说,或沿朱说,几乎无例外.诸家的题解对《诗序》说皆有根本性的保留:认为此诗是歌咏奴隶主(或言宣王、领主)“牛羊蕃盛”的.笔者认为《诗序》说大可怀疑,     

《诗经·鸱鸮》臆说

一、《鸱鸮》旧解质疑《诗序》说:“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这说法是根据《尚书金滕》篇的记载。从汉儒到清儒,这是权威的定论,没有人怀疑过。这首诗,“毛传”、“郑笺”都以为是周公托为鸱鸮之言,朱熹《诗集传》又以为全诗是周公托为“乌言”,“鸱鸮”是指受害之乌发出的呼唤。但无论是“鸱鸮言”或“乌言”,从汉儒到现在,都一致认为它是一首“禽言诗”、“寓言诗”或“童话诗”,也算是定论了。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诗集传》二南解诗秉承《诗序》辨

作为《诗经》宋学代表作,《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有批判,解诗特点之一是重视诗歌文学特色,试图从文本出发寻求诗之本义,相较汉儒之训诂繁琐、牵强附会具有进步意义。但对二南的解读皆不出《毛诗序》窠臼,原因是二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地位,二南解诗集中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诗集传》也是对先秦诗经学的回归。由于南宋的理学背景及朱熹的多重身份,《诗集传》在解诗中又有内部矛盾性。     

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下)

(上接2004年第4期第25页)三、诠释原则1.回归原典“诗”或“诗三百”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发生于先秦时代,到了汉代被列为经,始有《诗经》之称,各种注释亦层出不穷。就其大者而言,汉兴之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诗》,包括“诗序”与“诗传”两部分,东汉郑玄做有《毛诗传笺》与《诗谱》,《毛诗》兴盛而三家诗渐次衰微与失传。唐代孔颖达做《五经正义》,其中《毛诗正义》重在申释毛、郑之说,同时“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到了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王质的《诗总闻》、郑樵的《诗辨妄》,尤其是朱熹的《诗集…     

多维视角观照下《诗经》研究的新收获——评刘精盛博士《诗经通释》

自汉以降,解释《诗经》、研究《诗经》者代不乏人。有清以来,人才辈出,名家蜂起,著作汗牛充栋,灼见丰赡,蔚为大观。毛《传》、郑《笺》、孔《疏》、《尔雅》、《说文》固为解诗之本,而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陈奂《诗毛氏传疏》、方     

“其雨”小考

《诗·卫风·伯兮》第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版327 页):“笺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复出,犹我言伯且来伯且来则复不来’。”朱熹《诗集传》“伯兮,第三章下:“比也。其者,冀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以此望其君子之归而不归也。是以不堪忧思之苦而宁甘心于首疾也。”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文史名篇语疑考辨

一、举趾《诗·幽风·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关于“举趾”一语,本无疑义,毛传言之甚明:“于耜,始修来耜也.四之日,周之四月也,民无不举足而耕矣”.郑笺无异说,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以及朱熹《诗集传》,训释此语皆同毛传.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论朱熹“明违而阴从”之诗序观

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朱熹对《诗经》小序的态度是否定的,但本文认为从知识和伦理层面进行分析,朱熹反对小序实是＂明违而阴从之＂。本文针对朱熹《诗序辩说》《诗集传》中关于诗序的思想,对比以郑樵《诗辩妄》,力图略尽此意。     

《诗·玄鸟》中“厥后”新解

《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自来注家多将“厥后”解为“诸侯”或“四方诸侯”。如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朱熹《诗集传》:“方命厥后,四方诸侯无不受命也。”近人因之,其说实有可商之处。按诗意,“方命厥后”者为古帝,如“厥后”是指“四方诸侯”,则“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即谓上帝授命四方拥有九州,这显与史实与诗意不合。余意“厥后”者,厥君也,厥王也,亦即指成汤。其证一,“后”通君,通王,则“后”亦可指成汤。《尔雅·释诂》:“后,君也。《诗·大雅·文王有声》:“王后丞战,”《毛传》:“后,君也”,“王后”犹言君王;     

《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朱熹《诗集传》赋比兴标诗探微

朱熹在《诗集传》中的标诗一直为人所困惑，但他确实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他在判标赋比兴时所依据的标准是：上下文是否都是“说事实”以及怎样“说实事”。他在《诗集传》中所作的赋比兴的兼标正体现了他标诗的严谨与精细而并非缠夹不清。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诗经》地理考辨三则

一、河洲《周南·关雎》“在河之洲”,《毛诗》传、笺“河”字元说.朱熹《诗集传》:“河,北方流水之通名.”实误.西汉以前,“河”仅为黄河之专名,不作通名用.“黄河”两字始见于《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二》谓史表本无“黄”字,此“黄”字亦为后人所加,“不知西汉之前,无谓河为黄河者.”故“河”由专名变为河道之通名,最早也当在西汉以后.虽如此,后世以“河“作为黄河之专名者仍多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