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

经过从元初到元中叶许多文人对文与道关系、理与气关系折中调和、合道统与文统为一的不懈努力 ,元代散文最终走向了文章并尊先秦两汉和韩欧的道路。姚燧是元代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 ,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得变化的特征 ,影响了元代特有的内容经世致用、文法秦汉唐宋并尊、文采与性理融合的文质彬彬、雍容温雅的散文气象的最终形成。     

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成因探析

中国古代出现了几个为后人称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它们的产生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思想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当时制订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历代"治世"、"盛世"的成因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析,以便为当前的社会建设提供借鉴性的思路.     

盛世下的呻吟--论杭世骏

杭世骏是在"乾隆盛世"中讲了真话,却遭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典型.通过对其生存状态与心态的剖析,可以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所谓的"盛世"除了"盛"的一面之外,还存在着阴暗的一面."盛世"君主强化了君权专制,垄断了话语权力,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仍保有批判现实的勇气,敢于直言所谓"盛世"之下的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讲真话者不仅被剥夺政治权力,连话语权也无法保有,既无法为自己申诉,又不为世人所理解.其遭遇与处身"乱世"的知识分子相比,另有一种尴尬与苦闷.     

"康乾盛世"的吏治理论与实践

吏治问题是历代政治家所关注、探讨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公元1662年至1795年问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为历史背景,对这个时期三代帝王在吏治上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反腐倡廉的历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实的探讨,着重揭示了"吏治不清,乃国之大害"、"敷政之道,用人为先"、"民足为教化之本"等吏治论说,"洁己率属"、"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的廉政建设方针,以及在实践中所推行的"贪污之罪,断不可宽",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吏等惩贪政策.作者认为这些理论切合清前期社会实际,具有理论建树意义,为"康乾盛世"的开创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政治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吏治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社团文学格局的"张力场"与文风互动

现代社团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除了受我们所熟知的时代、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学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社团与社团之间由论争、制衡所形成的"张力场"的影响。总结现代社团文学格局的"张力场"及其相应的文风互动模式,对于揭示现代文学流派风格的形成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从文字狱档案材料看清代"盛世"中下层文人的病态心理

在清代"盛世"中,由于政治和思想控制的严酷,八股科举的毒害和压迫,广大文士处于生活和精神的困境里,不少人在强烈的刺激和震荡下心理发生了严重变态,清代文字狱档案在这方面留下了比较集中而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从中可具体感受到两百多年前那些下层文人被扭曲的心灵.     

传统与变迁——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

费正清曾用"传统与变迁"去概括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实该术语也适合清代中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适合康乾盛世下的宗藩体制.就该体制而言,在西力东渐下,至清代中前期已发生着渐变.它不仅体现在体制的意识之变、制度之变等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作方式转变方面.虽然这些变化既无法根绝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弊端,也不可能与传统相决裂,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促使了清代中国从传统的"天下一统"向近世"国家统一"发生转变,并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之形成提供前提.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医法初探

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正式下令设立太医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自此有了医药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与医药相关的法律条例,我们称之为"医法"。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元代没有形成独立的医法机构,在医法上也一直存在边实行边补充、调整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它是元代法律系统的一个环节,也是元代医史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

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元代道教史籍体裁论略

元代道教史籍非常丰富,可分为仙传、谱录、山志、碑铭集、游记、目录等体裁;仙传又可细分为专传、类传、总传、像传等小类。     

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