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述论

抗战时期,安徽省政府依据战时需要,以＂合作区域行政化＂为原则组织农村合作社,开展合作业务。安徽农村合作事业被纳入政府基层行政轨道,为改善民生、支援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其自身也从自治向官治事业转变。     

“社区”危机:合法组织身份的缺失

随着物业小区在城市近郊形成规模化聚集区,城市核心区居民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以"居委会辖区"为基础、脱离业主/居民最大房产利益,将物业小区排斥在外的街居制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性质。社区建设最大的困境在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物业小区没有被纳入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处于一种事实上被"弃管"的状态,导致业主维权和社会冲突不断。面对社区类型、地理分布和人口构成的巨大变迁,基层社会组织应做出相应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社区概念和社区的组织定位,承认居民的私人房产利益,推动以居民诉求为核心的新社区建设运动,重新建构以"居住小区"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我国基层残疾人组织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基层残疾人组织的发展经历了以组建和巩固县、乡残联为重点,以城市社区为中心和逐步转向农村三个阶段。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基层残疾人组织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但也存在着农村基层残疾人组织发展缓慢、基本工作条件欠缺、工作人员文化专业素质偏低、基层残疾人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不高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快基层尤其是村庄残疾人组织建设步伐,保障基层残联组织基本工作条件,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专业素质和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     

论基层政府行政民主的整体性建设

行政民主这一治理方式正成为中国基层政府行政的目标选择,并开始在基层行政实践中加以运用,初步显现出了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功能。但由于行政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时间还不长,基层政府在行政中还容易受传统行政的影响;同时,行政民主建设中还有诸多欠缺和不完善之处,因此,为加强和巩固基层行政民主,需要进行制度、组织、文化和能力等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是实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是实现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需要。经过多年来的各方共同努力,宁夏基层党组织建设已经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宁夏基层党组织建设仍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因此,宁夏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使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从、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上取得新成效。     

“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结构化——一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研究

“机关干部下沉”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基层应急能力,尤其在社区层面处置重大灾害和危机的标志性组织动员措施。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将上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临时地注入基层,从而快速补强基层能力短板的行动。已有研究或从科层制视角出发聚焦分析干部下沉后应急管理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传导的优势与顽疾,或采用协调动员视角探究下沉干部与社区本地力量协同配合的潜力与效果,但均缺乏对下沉社区内异质性组织间互动机制的提炼与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逻辑框架,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再现“机关干部下沉”在同一社区内两个不同小区中融入、改变既有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格局的过程,进而提炼出“需求建构、功能调试、角色分工”三个推动下沉干部嵌入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机制部件,为理解国家力量注入与社会基层多元组织协同的结构性难题与过程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     

体制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裹阳市实践“三三制”模式的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这一伟大事业,是我们面临的艰巨历史使命.襄阳市推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的实践证明,体制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体制创新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党巩固基层执政基础、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基层民主,实现农村和谐的需要.继续推进这一工程,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健全良性运行机制为关键,以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为出路.体制创新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必须坚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逐步形成统筹城乡发展新格局的要求,下大力气深入推进.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资源下乡背景下城乡基层治理的四个命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国家与群众的关系发生重大调整,这集中表现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国家不断增加对基层的资源输入,强化对群众的服务而弱化了对群众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家提出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其中最典型的是追求精准治理,推动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严格治理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考核。基层治理环境和基层干部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治理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严格管理之下的唯上行为与形式主义、群众依赖性的增长和自治能力的弱化、治理资源的浪费及治理资源向治理能力转化的困难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当前阶段的城乡基层治理尤其需要关注四个话题：一是资源下乡与规范下乡的关系,二是基层精准治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悖论,三是基层治理如何组织群众的问题,四是基层干部的角色定位。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上海个案

政党治理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就要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一转变不简单是活动内容的转变,而是思想观念、组织体系、工作方式和考核模式的系列性变革。创新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摆脱运动式的工作方法,注重服务的个性化、制度化、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整体推进。把服务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将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基于系统论的一种分析

社会系统的前进是自组织和他组织矛盾运动的结果。自组织运动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决定了社会系统发展的根本方面。他组织运动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理论、纲领、方针、方案对社会进程进行有计划的干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社会巨系统所追求的目标,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运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造成了必然的趋势,但要加快这一进程,最终把这一趋势变成现实,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做出一系列努力,创设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传统基层水利设施管理的近代化——以槎滩陂水利工程为例

关于传统基层水利设施管理的近代化问题,学者多从水利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视角展开研究.然而,水利的组织形态设计和制度安排会影响水利使用效率,进而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基层社会内部关系.槎滩陂这一基层水利设施在管理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上的历史演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民国时期,江西地方政府在基层水利设施的管理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管理组织与制度的设计者、规制者和优化者.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新中国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认识及工作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组织化重构,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街居制和各类社会团体管理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居组织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通过社会团体把不同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信仰的社会群体纳入受政府控制的相应社会团体中,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和整合。     

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行政过程和结果同上级决策和计划的期望常常存在落差,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归结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条基本进路,在社会理论的抽象意义上,这些解释都在分析基层行政的情境秩序与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宏观秩序之间的关系。处在“压力—自主—应付”情境中,一线行政人员更注重情境秩序的维系,这有利于安全顺利地完成其手头工作,对他们而言宏观秩序的要求不是时刻都具有优先性,情境秩序与宏观秩序的落差构成了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而国家和组织会尝试对一线行政人员实施控制以便将宏观秩序要求输入基层行政的情境之中,但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悖反与个体行动的目的性局限,控制路径也可能失效。超越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应该以树立兼容基层行政功能差异的治理理念、构建面向基层行政授权赋能的组织体系、优化实现基层行政责任均衡的问责机制为路径。     

论村(居)委会组织法两法合一

将村委会组织法和居委会组织法两部法律合并,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需要,是使城乡基层民主同步均衡发展、城乡居民无论是在户籍地还是在常住地都能够平等和充分地享有并行使基层群众性自治民主权利的需要,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迎接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做好准备的需要。村(居)委会组织法两法合一,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法律名称,统一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织方式和产生、运行程序,针对共同的问题作出规范,将新时代成熟的经验和政策上升为法律,无宪法障碍、无法律冲突,城市适用较为容易,农村适用亦无问题。     

“乡镇检察室”的立体解构与回溯性发展研究

基层(乡镇)检察室作为一个曾经存在和现实存在的事物,其历史演变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几"字型特征.通过深入解构其发展过程、内在动因、定位依据、职能作用等基本要素,揭示出当前农村法律监督权及其机构建设的缺位、内驱力("省直管县")等现实.在基层检察室恢复性设置之新动态下,制度规范的缺失和以法律监督为本职的作用限定等问题都需要做出相关理论探究与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