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孝”观念的现代损益

近代以来,由于限定在特定的君臣伦常中理解“忠”,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特殊意义而否定“孝”,因而儒家的“忠”、“孝”观念受诟病颇多。孔子说“礼有损益”,如果在损益的原则下重新诠释忠孝观念,用“尽己之谓忠”并从“敬”的角度来解读“忠”,用“亲亲之仁”的人性观来看待“孝”,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孝文化的困难,那么,建立在新的内涵基础上的忠孝或可两全。     

中国传统道德与日本汉诗

日本文学史上的汉诗中,表现中国传统道德的占有一定比重,反映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忠”、“孝”思想,崇尚高雅、注重气节精神和淡泊明志、超然物外情怀等方面。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踮起脚尖

[评析]子夏认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他的学问的好坏，主要不是看他的文化知识，而是要看他能不能实行“孝”“忠”“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只要做到了后面几点，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他也已经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了。     

试论曾子对孔子学说的阐发

曾子提高“孝”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孝”统贯孔子的“仁”和“礼”,以“忠恕”概括孔子学说,突出“忠”在内省的修养方法中的作用,开启了求诸于心的运思路向。曾子成为儒学发展中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试论元勰对北魏历史的杰出贡献

元勰是北魏历史上杰出的年轻政治家。他一生勤奋学习，知识渊博，品行端正，清正廉洁，对国“忠”、对父母“孝”、对百姓“仁”、对兄长“悌”、对友人“义”，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为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孝文帝逝世后，他坚决执行遗诏，拥立宣武帝登基，为稳定北魏政局立了大功。他抵制外戚擅权，不为宣武帝所理解，最终被冤杀。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汉末名士蔡邕家世及生平考述

以细致深入的文本阅读为基础,结合详尽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汉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约与汉末顺、桓、灵三朝相始末,正值东汉王朝从衰败走向覆灭的时期。作为汉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在书法、绘画、音律、碑诔、辞章、史志乃至天文律历、阴阳谶纬术数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当时的最高成就,且流风所及,影响深远。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时的原因,并从5个阶段来评述他一生的经历及境遇。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     

庾信碑志文浅议

在唐前碑志文学发展史上,庾信是继蔡邕之后的一位重要的碑志创作大家.庾信继承了蔡邕的碑文观,认为碑文的职能以记功颂德为主,且重视碑文称功颂德的等级性.在碑志文创作上庾信虽然仍守"蔡氏矩矱",但也体现出了新变.他将浓郁的悲情引入碑志文创作,并成功地在碑志文中运用了"鹤"、"松"等意象,为悲情的生发营造适合的氛围.庾信的碑志文创作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位骈体宗匠高超的骈文技巧,又善于将骈体与散体有机结合起来,使碑志文的文学性大大增强.     

《文心雕龙》论蔡邕

蔡邕是东汉后期的文坛巨匠。他对于骈俪化的追求和探索,对六朝时的骈文创作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同时,蔡邕的文章,尤其是碑文,无论是对于儒家经典及其精神的体认,还是使事用典,都表现出学者之文富有深厚的经史传统的特质。这对于魏晋以来文坛上流行的一些浅薄庸俗的文风有针砭的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有见于此两端而对蔡邕的创作、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史意义做出了全面的评价,尤其是专门将碑文作为独立的文体加以探讨,有力凸显了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他作《皇极经世指要》,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并以“六十四卦方数图”阐释该图中的先天学,以“经世衍易图”“经世天地四象图”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又以“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与“经世四象体用之数图”概括先天学。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发挥有明显的不同。他的见解推动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周初所建三监考论

历来关于周初所建三监的各类记载和论述,意见分歧比较大,有必要加以研讨,取得一致的看法。三监应是管、蔡、霍三叔,不包括武庚。管主卫,蔡主,霍主邶,其他分工之说不可取。邶在朝歌之北,在其南,卫在其东,其他方位之说亦不可取。     

《独断》与汉代奏议文

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将汉代奏议分为"章、奏、表、议"四类,其说缘自蔡邕<独断>.然刘勰重在以内容分类,不及<独断>以文体格式、内容、上书途径分类科学.将<独断>之表述与汉代奏议文的实际情形相比较,发现<独断>中所言仅是对汉代公文一般情况之概述,事实上即使蔡邕本人所做奏议也没有完全遵守<独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