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苗族鼓舞，苗族人的“圣物”与“国宝”

遗产发现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苗族鼓舞历史久远,自古以来,鼓舞表演就包含了苗族人民虔诚信仰和勇于创造、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在与外来势力的斗争和反抗封建朝廷的过程中,苗鼓曾对民众起到了巨大的号召与激励作甩。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北京市人大代表宋慰祖

如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北京市人大代表宋慰祖再恰当不过了,那么,他肯定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更不是整天患得患失、这个怕得罪、那个不敢触及的人。而是一个秉笔直书、为民请命、济世怀众、忧国忧民、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问题时刻焦灼不安的人,他有一种民众利益至上的献身精神,他倾注全部心血写好每一份建议和议案的“文章”,他始终把弘扬道德和正义、维护法律公平作为己任。     

关注“农民工”——农民兄弟，一路走好

在而不属于——温饱已解决，小康之路上“城里人”的精神迷惘，作哲思状喟叹：生活在别处。     

美丽的憧憬，美丽的梦——新晃侗族自治县用10年打造“夜郎古国”

记者手记：“慢生活”是现代焦虑的都市入向往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人们旅游的一种新选择。 2010年10月23日,在张家界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节招商会上,新晃侗族自治县与湖南玖联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玖联公司将在新晃总投资50亿元建设夜郎古国。     

流散族群的“家园”夙愿——《苗族“家园”之梦》译介与述评

流散一词最初指犹太人四处漂泊的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更多喻指背井离乡、渴望故乡复兴的情怀,并成为当代人跨境生存方式的类型写照。老挝苗族源自中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老挝才开始享有自治权,之后在秘密战争中登上国际舞台。美国苗族学者李麦娜的《苗族"家园"之梦: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追求(1850-1960)》一书研究了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领袖争取权利与合法性的历史。文章认为该书呈现出崭新的视角,如对老挝苗族救世主型领袖的新认识、采用二分法进行谋篇布局、指出苗族未能在老挝建立民族"家园"的原因等。文章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即未能对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的一些重要人物做出客观的评价。从恩格斯的"国家"概念入手,文章梳理了老挝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苗族与老挝其他民族的关系,指出无论是政治掮客,还是救世主型领袖,皆因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不可能带领流散中的苗族建立统一的"家园"。最后,文章指出,将建立"家园"的梦想寄希望于"苗王",实际上是老挝苗族一直以来作为流散族群的集体情感的体现。而封建政权、国外势力却将老挝苗族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流散。因此,建立统一的"家园"俨然成为他们剥离时空的夙愿,抑或是作为"他者"身处跨界边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时无所适从的梦想。     

全心拥抱零下30度的美丽——龙江冰雪甲天下，“中国雪乡”甲龙江

“雪乡”其实不是一个正式的称呼，它正式地理名称叫双峰林场，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长汀镇，是大海林林业局的一个下属林场，双峰林场海拔1100多米，周围被群山环绕，因受到日本海暖湿气流和贝加尔湖冷空气的影响，易形成相宜的山区小气侯，于是这里年积雪期可从当年十月到第二年阳春三月，积雪最厚处近2米，“中国雪乡”美誉由此而来。     

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中的长影印记——以1949—1966“十七年”间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为例

电影歌曲是“十七年”时期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经典之作更是不胜枚举。本文截取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影创作的电影歌曲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类梳理,以期描写出特定时期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对吉林省声乐文化发展的启示。     

用“爱”疗伤——全国各地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灾区伤员

当营救废墟下的灾民工作告一段落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安置受灾的伤员。医疗条件的低下,医疗设备和医疗物资的严重缺乏,让四川灾区的救治工作面临着很多困难。在这个时候,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再一次举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旗帜,向灾区的伤员们伸出了友爱援助之手。大灾之后,让我们用“爱”疗伤。     

仪式、归属与重构——中国彝族“尼木”祭祖送灵仪式与韩国棺头洁净仪式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国彝族“尼木”仪式和韩国韩民族“洁净祭”仪式的含义、程序与功能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形式差异和性质相同。仪式差异点：彝族“尼木”仪式是两个父母去世后才进行,而韩民族是死者出殡前晚上进行;彝族用竹子制作灵牌代表亡灵,韩民族是用死者衣物代表亡灵;彝族是通过毕摩念经和象征行为模拟来完成,韩民族是巫堂以多种专门的乐器伴奏下用歌曲或说话来完成。仪式共同点：主要以五个程序构成;宗旨是将亡灵送往极乐世界;目的是通过象征仪式和娱乐活动把悲伤绝望转化为希望和喜乐,追求人类延续和幸福。彝族的“尼木”仪式和韩民族“洁净祭”在宗教意义上都是以象征的形式把亡灵送往极乐世界而变成祖灵,重构了对立统一的人界和神界,以便达到重构人们和谐生活秩序的目的。     

“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术而认同”——伊斯兰经典与《论语》相通知识论对比研究

伊斯兰文化体系中的知识论集中在伊斯兰最高经典《古兰经》与记录至圣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中。《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对知识话题的叙述则是传统儒家知识论的本体。对比上述两种知识论可知,虽然源于二者所归属的文化母体的本质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但采持一个宏阔的视阈又能发现,无论是伊斯兰文化还是儒家文化,都包含着普遍意义上的知识、知识者和求知活动等主题的论述,而在这一层面上是不受民族、国界与文化背景拘囿的。文章力图以此为立意中心,以《古兰经》、圣训与《论语》三种经典文本为立论平台,进行一次跨文化比较的尝试。     

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

我的文章涉及两个人,其实我主要想介绍的是一个人,那就是湘西凤凰土家诗人田星六先生。在湘西或中国的诗词界,应该有些人对田星六的名字略有所闻。了解稍多的,知道他是南社诗人。若再问,田星六究竟何许人?他的诗词文章写了些什么?恐怕不少人都有些茫然。沈从文的情况就不同了,毫不夸张地说,苗族作家沈从文已走出凤凰,走出湘西,名满中国,走向世界。人们常把沈从文与凤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恐怕连被称为“熊凤凰”的熊希龄也自愧弗如,从两位名人在凤凰的故居参观行情即可见一斑。不必讳言,我的确不乏借助沈从文的知名度来介绍田星六之意。但进…     

“程度性动词”的使用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保障——对民族区域自治若干法律性文件文本的比较分析

《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在法律条文中使用了大量无法通过法律解释予以明确的"程度性动词",这些"程度性动词"的使用,取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本质上是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国家"特殊照顾和优惠的权利这一"积极权利"的性质;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性文件在条文中使用"程度性动词",正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弹性需要。     

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缘起

19世纪末,欧亚腹地的政治文化现象是"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泛突厥主义发源于俄国的鞑靼斯坦,其切入点是语言教育,即"新式"的教育——"扎吉德"运动。"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双泛"中的哪一个。民族(nation)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构建、想象的产物,但构建、想象的必要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事实上,在古代文盲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其源头是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教育。新疆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开辟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它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但是,其负面作用是:"双泛"借"扎吉德"教育大举传入新疆,在造就维吾尔族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麦斯武德等第一批"东突"骨干。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形成了一个分裂主义的帮派,这就是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由来。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