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兴象”之“兴”字源语义的辨析

“兴象”作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广泛应用于我国古代诗歌研究领域,然而因其自身颇具多义性和复杂性,令人难以把握.而“兴象”之“兴”,最早是对曾经发生的某种宗教祭祀行为的形象描绘.正是由于“兴”与原始宗教活动的渊源关系,加之后来在此基础上衍变出的内涵丰富的多重意义,从而成为几乎最具中国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名词,进而也成为了一种人们用来理解诗歌和创作诗歌的重要方法.本文从字源学的角度辨析了“兴”所包含的多种主要意义,并分析了当“兴”与“意”“感”“象”组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意义变化,希望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兴象”.     

王夫之诗学"象外"论的美学阐释

王夫之的诗学情景论历来为学界所称道,但王夫之的诗学"象外论"却被忽视.本文认为,尽管情景论在船山那里涉及诗歌意象与诗歌意境两个范畴,然而,从整体上看,情景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主要属艺术意象论.船山诗学的意境论或理想论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对"象外之美"的研究来体现的.他的"象外"论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哲学基础,从而在对情景与"象外"的关系、"象外"的诗美特征以及通往象外之美的途径等方面,与前人的"象外"论相比都有重要的区别与发展,显示了封建末世一位杰出的儒家诗学传人的独特的诗艺理想.     

感情·意蕴·意象——诗歌艺术简论

优秀诗歌所传达出的感情,都是典型意义上的感情.真实、独特和普遍概括,是构成诗中典型感情的三要素.优秀诗歌中的"理",除了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明确的思想外,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一种深厚微妙的意蕴.意蕴是诗人的人格学问、阅历生平、认识体验水乳交融流动在诗里的一种深厚的理性状态;是诗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在诗中的微妙反映.意象创造是诗歌艺术创造的核心.饱含着诗人情感意蕴的形象即为意象.如何为内心的情意找到与之成准确对应关系的客观形象,是意象创造中的核心问题.     

谢榛诗论的美学诠解

明代诗论家谢榛的诗学著作《四溟诗话》(《诗家直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美学阐释空间,对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建设也有较重要的裨补意义。谢榛论诗,首重感兴,主张作诗"以兴为主",不仅将"兴"作为诗人产生创作冲动的动因,而且还视为诗歌能否"化境"的直接条件。谢榛论诗之感兴,非常重视其偶然性质,谓之"天机",而且对艺术创作的审美主客体关系有着更具创造性的阐发,揭示了审美主体的建构作用。对于审美主体的修养和独特个性,谢榛有颇为全面的论述。谢榛认为好诗应该达到"浑成无迹"的状态,它并非决定于客观物色,而在于诗人的审美构形能力。谢榛还对诗中"妙悟"作了重要的发挥,认为其是养成诗人审美主体性的枢机所在。谢榛特别重视诗的整体审美境界,并认为其中应有内在的生命感和动态的神气,而这是具有幻境性质的,也是诗人之"悟"的产物。     

宋诗"晚唐体"辨

"晚唐体"之说是宋末元初出现的.两宋人对晚唐诗的说法不一,所指晚唐诗人是以孟郊、贾岛、姚合为代表的一些有隐逸倾向、写清苦生活、刻意琢磨诗歌艺术技巧的诗人.至宋末元初,"晚唐体"这个诗学概念形成了一体三义特指一些具有隐逸情调的精雕苦吟之诗,包括以"郊寒岛瘦"为代表的"唐之晚年诗",宋初一些僧隐诗人所作类似郊、岛之诗,宋季"四灵"一脉学习贾、姚之诗.该文亦扼要论述了宋初、宋季"晚唐体"之风貌,并对近世流行的贬抑"晚唐体"的文学史观提出质疑.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论孔子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诗学:诗美的衰减与变形

现代汉语诗学的发生,从汉语诗歌引入现代汉语及其诗学开始. 近代"诗界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1]).汉语诗歌持续发展数千年,至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一直持续的是古代汉语载体形式,黄遵宪的贡献在"我手写我口"[2],而这个"口",是"六经之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的非经典话语,是真情实话,但并非现代汉语.诗界革命的成果解决了新词(含翻译词)的入诗和意义的翻新.但第一,"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不同的,就在于突破不了古代诗学规范,诗律与诗体没有革命,这是古代汉语诗学最坚固的堡垒;第二,没有用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因此,现代汉语诗学最多只在诗的音乐性上有所滥觞[3],但并没有诞生.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