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之德——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新解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文化心理辨正——唐君毅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实有及当有之态度

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由于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开始的,因此所持守的文化心理是偏执的、功利的、卑屈的、羡慕的,这样一种十分消极的文化心理导致了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上的偏颇。接受西方文化应该有的文化心理是,立定自己的传统自作主宰,然后全面融摄西方文化。     

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

周代礼乐文化经过先秦儒家的系统阐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礼乐文化之"乐",古音读"洛""岳",二音分别出"喜乐""音乐"二义。而音乐本于人心之喜乐,又是人心之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因此,"乐"文化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更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其旨趣在喜乐,目的是"和同"。而"礼"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所维持的是区别社会等级的资源分配,故强调"辨异",其旨趣也包含喜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是为宗法政治服务的,为了保证这些分封诸侯服从周天子的权威,于是以宗法来确定等级名分,以礼乐来加强等级名分,使得在这一体制内的人们能够以喜乐之心接受宗法。由于宗法制度存在君主与贵族分权共治的政治结构,且周人保留有原始家族内部的民主遗风,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礼乐文化在配合宗法政治的实际运作中,既重视等级维护,又强调情感融通,因而可以培养出快乐精神。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民众幻想有政治的王道乐土,始终不放弃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学者自觉修养乐学之心,形成中国学术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学受其影响,形成了特有的乐天风格。     

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文化心理辨正——唐君毅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实有及当有之态度

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由于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开始的,因此所持守的文化心理是偏执的、功利的、卑屈的、羡慕的,这样一种十分消极的文化心理导致了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上的偏颇.接受西方文化应该有的文化心理是,立定自己的传统自作主宰,然后全面融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创新论略(之一)——关于文化与文化创新的思考

所谓文化,就是以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展现的人的精神价值;所谓文化创新,就是在文化传承中对传统精神价值的重构和超越。重构就是在选择基础上的重新阐释和建构,而超越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质的升华。任何创新都会积淀成为传统,而任何传统都汇聚了创新,文化正是在传统与创新的转换中得以流布。     

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

"礼乐"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论语>提出的"和为贵"是礼乐文化的根本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所在.它要求并引导社会各个阶层按照礼乐文化的规范和模式来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目的.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3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显然,上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贵和"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有必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     

地土之象:"天人合一"的本体图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新探

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 ,由于“天人合一”概念 ,使其对古代文化的诠释生出了许多的轻率与迷茫。笔者试图从中国远古文化产生的原始意象入手 ,重新清理中国文化的本体图景 :中国文化的原生意象是“地土之象”。在这一本体图景指涉下 ,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地土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大地精神”。而“天人合一”观念是后世宗法观念向王权专制思想演化过程中对“地土之象”本体图景的一种虚拟、比附、幻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精神构架中 ,“地土之象”是其本体图景 ,“天人理想”是其表现形态 ,“血缘亲情”是使二者相互通达的内在纽带     

实践理性与教育智慧的融合——唐之享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略论

唐之享先生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是一位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多年的学者型官员.     

陆贾的“新语”与汉代中国的精神起点——兼论陆贾作为汉赋之宗的意义

汉初中国的国家形象卑弱无文,但陆贾心中有一个未然而将然的庄严中国。作为汉代第一儒士,陆贾以说南越王辞、说高祖辞以及《新语》与辞赋创作,表现出自铸政治与文学"新语"的能力,表现出实行大一统文化中国梦想的文化胸怀与文学才情。陆贾的时代"新语",成为汉构筑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精神起点。陆贾的文学"新语",不仅为汉大一统文化中国找到了最有意味的文学形式,而且以"奇采""辩之富"的闳丽之美奠定了汉大赋主体风格。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应该既有"礼义之大"又有"文章光华",这是陆贾"新语"对后世乃至当代中国的历史启示。     

论体育唤醒与培育当代社会"勇德"精神——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研究视角

"勇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美德,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勇"与"仁""智"并称"三达德",构成了人格行为规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根基."勇德"是"勇"的行为结合"仁""智""义"等个性品质而表现出的德性精神,是人的勇力素质、勇气品质与勇敢精神的综合体现.体育的教育本质承载着人的勇力素质、勇气品质与勇敢精神的培养重任,与儒家伦理文化中的"勇德"精神的基本内涵存在着高度契合.针对当代社会"勇德"精神缺失导致中国伦理道德下滑及社会责任感、安全感、信任感缺乏现象,体育独特的、实践性的、向善性本质是唤醒与培育勇敢担当、见义勇为等儒家"勇德"精神的最佳途径.     

法之“道”与法之“理”的由来——探析中国法律的文化根基兼与赵明先生商榷

甲骨文中有(道)字.\"道\"字本义:人在超越私而天人相通、天人合一时,所明白的宇宙真谛.老子之\"道\"可比拟为:真道生妙无,妙无生神明,神明生理念,理念生规律,规律生万物.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从中受启迪,从\"现代化范式\"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向去蔽之\"道\"之真精神转化:在\"逻辑与直观统一\"精神下之法律文化,既主张法治的实现,又使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至上与传统中国逻辑缺乏导致的主体精神缺失的毛病皆得到克服.\"道\"包含\"法自然\"与\"自然法\"两重意境,则可通过把形上之\"道\"作为终极价值诉求,把更易把握之\"理\"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自由裁量权\"的标准,防治法律文化中现代性的弊端.     

在冲突与融合中构建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丛书）述评

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带来了世界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既保持自己的特质，又不断创新，既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持续发展，又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重大课题。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中国诗学与美学精神的融通性——兼论中国诗学中道家思想资源的意义

中国诗学与美学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的融通性。在很多情况下,中国诗学就是中国美学,而中国美学则以诗学的形态呈现出来。道家在这方面为中国诗学和美学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资源。中国诗学表现出的本体境界、形上体验、艺术真理、审美心理等,都与道家思想有关。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振兴与精神重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文化旨归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一部指向振兴中华文明与重塑国民精神的中国学术思想通史。梁启超在其中分别以文化振兴和国民发展为两条重要线索,构设了奠基于“文化自信”的“思想自由发展”与“文化交融互鉴”的文明振兴之道,阐发了致力于唤醒新民“爱国合群品质”“独立自主人格”和“科学理性思维”的精神重构之理。在中华民族迎来最接近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刻,研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关于转型中华传统文化与塑造新型现代国民的思想智慧,有益于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如何获得民族性的切当表述

当代学人从多元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械僵硬的比附和漫不经心的任意解读曾-度遮蔽了它的本真精神和当代价值,导致了它的泛意识形态化和自我边缘化并使之面临丧失独特规定性的危险.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立场与主导方向,将其原有的先锋理念注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和当代文化的精髓中,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生活的光辉照耀下,重新唤醒当代学人的学术良知和对时代主题的政治敏感性及参与热情,为重塑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进行积极的精神营造.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