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

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非常严密.宋代皇帝掌握了死刑的判决和复核权,有权直接下诏并选派官员承审案件;亲自虑囚,裁决狱讼,并可使用御笔手诏,对案件直接作出最后裁决;还通过裁决有争论的重大案件、增加司法监督机构、严格选任司法官员等措施强化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些措施对改变唐末五代司法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     

“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的权衡困境

美国自沃伦法院以来在联邦司法体系也包括地方司法体系中对有关"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之间不断权衡,这两种权益之间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内化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与第六修正案之间的冲突。对案件的新闻报道与公开审判某种程度上是为防止司法裁决不公,但在陪审员制度下的司法裁决体系下,新闻报道带来的舆论影响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案件的公平审判。如何权衡两种权益,并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在不同时代的司法理念主导下,法院的权衡又多少有些偏好。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决影响因素及其当代镜鉴

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几乎各个朝代都通过立法明令禁止血亲复仇,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并非影响这类案件裁决的唯一因素,通常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在处理当代血亲复仇类案件时我们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深化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层面应努力营造客观、理性的舆论氛围;审判人员自身也应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由此促进血亲复仇案件的公正裁决并减少血亲复仇案件发生。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推类方法与民间规范

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过程以正当化案件裁决,是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清代司法官运用推类方法,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实践中以填补法律漏洞,正当化案件裁决,这对和谐司法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将风俗习惯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运用类比推理解决疑难案件过程中,必须借鉴推类方法的优长之处,以弥补类比推理的不足之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法律漏洞,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判决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将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达致司法和谐。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中的事实形成

案件事实的形成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中处于核心位置。司法实践对案件事实的形成存在诸多误区，使得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难以恰如其分地对应。案件事实的形成应该以刑法规范为指导。对于案件事实，既要全面评价，又要禁止重复评价。当案件存在合理怀疑时，应该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在方法上应该坚持类型思维的方法，注重类比推理，同时应该正确适用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的方法。     

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纵与限——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新规定

商事仲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作为基础,缺乏司法活动所具有的强制力,为了保障仲裁协议与仲裁裁决能顺利执行,法院既应对仲裁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亦应施以必要的监督和司法审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中的仲裁司法审查新规定,以支持仲裁作为基本方向,区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就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请求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范.     

涉港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问题

涉港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协助是根据一国两制产生的，是单一制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法系的司法合作，其性质属于国际司法协助。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协助应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平等互助和协商的原则。司法协助的范围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询问证人、搜集证据、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司法协助事项的进行，要按照内地各高级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或高等法院签定的司法协助协议规定办理     

论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强度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在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在审查的范围、深度和目的方面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强度的具体规定,目前存在对行政管理行为的过度审查、对行政裁决行为局限于形式审查,以及缺乏对新类型行政诉讼案件的科学审查标准等问题。因此,应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和尊重行政权威等原则的指引下,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构建同类型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则,即对行政管理行为实行谨慎形式审查、对行政裁决实行深入严格的实质审查和对新类型案件确保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标准,以有效发挥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对依法行政的保障价值。     

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中被追加执行人权利救济途径探究

仲裁机关依法做出的裁决具有既定效力，是法院执行的依据之一。在仲裁裁决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基于法定事由或当事人的申请追加仲裁案件的案外人为被执行人。仲裁程序更加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被执行人权利救济的特殊性可能导致个案中被追加执行人权利救济困境。基于方法论的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当事人”的含义进行界定，在虚假仲裁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将该司法解释中的当事人界定为仲裁当事人，赋予被追加执行人和案外人同样的救济权利，有利于维护被追加执行人的合法权利，更好地彰显司法公信力。     

民事生效判决既判力探究

民事生效判决是基于国家司法权威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非经特别程序,不得任意撤销或变更。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存在缺漏,且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实践中,各法院对生效判决既判力问题理解认识不一,做法各异。因此,加强对民事生效判决既判力问题研究,对司法公正、执法统一以及法律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水浒传》看宋代的诉讼制度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名著之一,记述了极为丰富的"公案"故事,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宋代的司法制度及社会生活。通过研究其中的一些"公案"故事,尤以武松复仇案为研究视角,充分展示宋代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如起诉、受理、庭审、审级、判决和执行的基本程序。认为宋代的诉讼审判制度、相关法律及诉讼程序都是非常周密与详细的。最后指出宋代封建法制的腐败黑暗和司法的残酷专横。     

宋代唯物主义法学家胡颖事迹著述与思想考述

胡颖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学者兼法学家 ,以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甚少。他曾经担任过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 ,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其主要的法学思想体现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这些案例大都保存在宋人编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胡颖的行政司法事迹表明 ,他在中国无神论史以及法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南北宋社会变动与山水画风格之演变

南宋中后期山水画出现供游赏的景象和表现歌舞湖山、尽情享受的思想,不能完全指向南宋统治者偏安不思振作。这种情景在北宋后期业已出现,是北宋后期至南宋社会变动的反映,也是以权臣为代表的官僚大地主集团的生活写照。南宋中后期,这种生活更趋细腻和精致。山水画是所谓"君子"喜好,即专属士大夫所钟爱,园林别业又是士大夫们的生活场所。士大夫们不仅希望将"君子"喜好山水尽置于园景中,而且希望通过绘画将第一自然的原生状态的山水,转变为第二自然的审美状态的山水。由此山水画的意境与园林别业的意境被绾结在一起。兼工山水画的士大夫,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是其园林别业的"记忆"或"写意"。画院画工虽然一般多是没有文化的伎艺人,但能留其名的山水画家则多出自士大夫阶层,他们与官僚士大夫过从甚密,他们笔下的山水画,或是园林别业的"写实",或从园林别墅的四至景色得到灵感乃至创作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图画。南宋官僚士大夫的园林别业因人工迭山凿池而形成诸多特色,对山水画风格的演变亦有直接影响。     

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政策析论

宋朝对归明、归朝、归正人采取的政策,可分为招纳、待遇和防范,因时、因人、因来源地不同而有所差别。对来自西北地区者,战时公开招诱,和平时期的招纳则受制于人,对来自西南地区者的招纳则有主动权。归明、归朝、归正人待遇的差别有明显的阶段性,是在其总体待遇下降过程中发生的。归明人,尤其是西北归明人,享有更优厚的待遇,也受到更严格的防范。这些差别与宋朝国家安全策略、冗官、冗费、财政危机有直接关系。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

三衙的除授,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制度日趋严密,从初期的权归枢密院,至仁宗朝之后发展为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侍从、台谏等朝廷高级文臣亦有权参预。皇帝则通过或是越过宰相、枢密院集议,直接以内降手诏任命三衙;或是就宰相、枢密院所拟定的名单发表可否意见等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其最高决策权。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