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及其治理

基金会系统是接收社会捐赠最多的慈善主体。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基金会是混合组织,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资产管理逻辑)是基金会的底层逻辑,普遍影响各种类型的基金会运行。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差异性的特定逻辑。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剖析基金会底层逻辑和特定逻辑之间的冲突,有利于捋清困扰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漂移、基金保值增值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影响,进而从制度环境和组织层面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非制度视野下的治理范式

本文主要是从非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治理、全球治理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中主要对全球公民和全球治理展开论述。讨论了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全球治理的文化认同的可能性的通道。最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前景中一些可能的问题。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与模糊”——基于四川省G村的调查

收集返贫监测信息是国家贫困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算账是获取返贫监测信息的过程。国家需要的精准化返贫监测信息在实践中走向了模糊化。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发现：国家遵循政治逻辑,旨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基层政府遵循行政逻辑,通过提高人均年收入水平实现晋升锦标赛;脱贫户遵循经济理性逻辑,在算账中降低人均年收入水平以获取扶贫资源;村干部遵循实践逻辑,在算账中采取权宜性策略。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之间存在张力,村干部为调适两者的张力在基层政府与脱贫户之间寻找平衡点。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赡养费所具有的可伸缩性、可操作性与灵活性使得算账结果更具有模糊性。基于此,应推动基层政府价值理性复归,超越其工具理性;健全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公开化,约束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塑造道义小农,弱化农民的经济理性,进而推动返贫监测信息走向精准化以实现国家的政治逻辑。     

风险社会的秩序困境及其制度逻辑

风险社会是一种新的秩序格局而非文化想象,它超越了资本逻辑而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分裂。风险社会呈现的全球图式,意味着后发现代化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其实质是社会秩序的风险。社会秩序面临包括制度的自发性、亚政治与泛政治突显、社会个体化倾向、信任系统消解和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等困境。风险社会的应变之道,在于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来寻找制度的文化合理性。     

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观念、制度与技术

新冠肺炎疫情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带来了系统性的冲击。这些冲击超越了财富分配逻辑与传统科层管理思维,并以跨越民主和威权对立的方式赋予政治分野新的内涵。建构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文明,需要在风险生产、演化及其防控的意义上重新审视治理体系中的观念、制度与技术。作为现代化的自反性后果,风险的系统效应也推动了公共性的跨边界生长,使得发展与安全相伴相生,以"一体两面"的关系推动着治理理念的演进。在总体安全框架下实现有效制度供给,需要真正建构起迅速回应风险社会治理需求的整体性应急管理体系。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展,如何实现技术理性与政治逻辑的良性互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的议题。     

数字社会形态视阈下社会治理的逻辑进路研究

数字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催生了社会治理领域新的时代课题。回应时代关切,从国家宏观政策和已有研究视界的双重维度,阐释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的出场逻辑。突破社会治理已有的研究范式,以数据本体治理作为逻辑展开,提出了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等治理三原则,构建以技术层、数据层、应用层为一体的国家宏观社会治理架构,阐发了数智治理作为数字社会形态下社会治理逻辑归宿的基本概念、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新型社会救助的制度逻辑与立法建议

20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拉开了中国新型社会救助体系重构的序幕,灾害救助和扶贫开发领域的发展不断完善着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内容。而针对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孤儿和困难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特殊救助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领域的专项救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型社会救助网络格局的实践进程是与近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该制度结构有其内在逻辑性,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诠释和归纳,也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和巩固。     

论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

现代化的过程是制度理性化的过程,并形成了现代理性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一种后现代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也正在形成,显现出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局的制度和谐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及市场转型时期,制度转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描述与解释这种后现代制度结构与实践逻辑,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基于社会治理靶向和行动逻辑的分析

社会治理工具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决定着社会治理的行动模式。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是社会治理工具研究的切入点和关键点。社会治理工具可分为规制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参与型工具和文化信息型工具四大类,每一大类工具又包含若干子工具。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型构是指在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基础上,以社会治理的"公益、维权"和"公害、维稳"为治理靶向,以四大类治理工具为驱动因素,构建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主体间的互动关系。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结构特征与运作逻辑——基于河南省150个案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客观要求,对推进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实经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结构形态与运作逻辑,并就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整体结构呈多中心发散型、集中趋势与密度较低;核心区组织团结紧密、边缘区组织缺乏联结;党政机关中心性较强、社会力量中心性较弱。社区共同体的运作逻辑呈现为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强”的项目,党政机关集体决策并开展联合行动;党政“统合意愿强-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下沉党员干部与招募志愿者,购买服务与民办公助;党政“统合意愿弱-资源禀赋弱”的项目,党政机关牵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倡导志愿服务。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要强化领导理念、完善领导机制;共同体应建立多样化联系、寻求合作共识;积极组织党群联合议事、深化党群关系;激励干部与志愿者参与、弥补人员短缺;筛选监管优质社会力量、跨越技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