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全球贫困问题与中国贫困线标准调整计划

贫困问题是世界普遍现象,发达国家主要是基本发展权利为主的相对贫困问题;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温饱与基本生存问题.发达国家有自己的贫困线标准与"扶贫"政策,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也制订了一个统一标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减贫、扶贫工作上成绩显著,近期正在拟定新的贫困线标准计划,将与世界银行贫困线标准基本接轨.中国的扶贫重点已从"温饱扶贫"向"发展扶贫"转移,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消除社会贫困现象与遏制贫富差距的决心与魄力,尽管这还只是第一步.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2020年后的贫困及反贫困:回顾、展望与建议

在脱贫攻坚战于2020年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我国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最大成就。2020后,我国的贫困问题将由绝对贫困转向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制定2020后的反贫困策略,需要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关注贫困的动态性,对收入趋近于贫困线的脆弱群体予以更多支持;更好地理解相对贫困的概念,及其在我国城乡和不同区域之间形成的原因和具体呈现方式;核算设定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贫困线,并以此作为消除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团结的政策工具;从贫困群体的视角理解多维贫困,以更趋近贫困本质。     

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英德澳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框架及其启示

当前,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框架的构建与完善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我国如何建立既能与国际接轨,又能体现本土特色的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框架体系已经成为当下重要课题。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建设方面,英国的全纳型创新资格框架、德国的终身学习国家资格标准框架和澳大利亚的能力导向国家资格框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特点鲜明,无论在理念还是在实践上,对我国职业资格标准框架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