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山诗的俗与雅

寒山子是一位以通俗名世的唐代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化诗僧.他的诗歌,以俗为主,既俗且雅,雅俗并重,从思想情趣到表现形式都兼具俗与雅两种要素,是僧人诗歌从传教布道转向抒写性灵、自村野民间步入高雅殿堂这一过渡时期的诗歌形式.     

寒山文化与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借鉴传统的思想和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对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寒山文化,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内容:它尊崇的珍爱自然、崇尚自然之美;它提倡的人与自然万物都应平等,主张的人应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以及它强烈批判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化构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借鉴寒山文化中善待自然的生态价值取向,必须借鉴寒山文化中提倡的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必须吸收寒山文化中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相互"和合"的精神,为当代中国生态文化构建提供依据。     

寒山与美国诗歌作品,1980至2007

寒山诗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青年与知识分子之中广为流行.在60年代至70年代,史耐德译的寒山诗被编入美国大学教科书,入选重要的英译中国文学集,因此由70年代起,美国作家的作品多受吏耐德与华特生所译寒山诗的影响.20世纪末21世纪初寒山影响仍然强劲.有些美国诗人改写寒山的译文作为自己创作;有些仰慕寒山,引寒山诗为典故;有些在诗的内涵、风格、思维上模仿寒山.寒山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寒山的身份与通俗诗叙述角色转换

国内外学界之所以对寒山及其诗作存有种种怀疑,主要认为寒山诗的内容性质不一,思想驳杂矛盾,而以《寒山诗集》中一些具有自叙性质的诗来描述其人生经历,也有不尽吻合处。其实寒山的全部作品和生平资料表明,他的一生经历过儒士、隐士和编外僧三种身份转换的不同阶段。随着身份的变化,诗人的志趣亦发生改异,其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显得格外复杂和特殊。     

寒山、拾得身世杂考

寒山、拾得曾居苏州寒山寺,唐代人。但二人系唐初贞观时人,抑或是唐朝中期人,争议颇多,根据其生活交游事迹判断,其实为中唐时人。两人虽被称为僧人,其实并未正式剃度出家,只是行者而已。寒山、拾得的真实姓名、籍贯虽无记载,但从寒山诗文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可知他是今陕西人。拾得则不知是何地人。从寒山、拾得的诗看,很多是他们隐居生活的写照,并非都是偈语。     

从寒山诗看韦利英译的共振与独蹈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韦利是最早的寒山诗英译者。他的寒山诗英译既有跨越了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一种无声的契合,又有隐含着作者的主体意图和个人特点对原作的本土化处理。从而实现了原作与译诗的共振效果,同时也表现了韦利对寒山诗的独到见解。     

《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以来,种种曲谱,尤其是《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将对湮没已久的宋元南戏的辑佚推向了高潮。《九宫》与《寒山》从编辑到传播,本身就堕入了对“古本”、“元曲”的神话追寻;而郑振铎等前辈的辑佚不过是这一心理的继续。这便产生了种种矛盾。南戏究竟面目如何?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文献,在厘清版本的基础上,渐渐剥落了曲谱的神话色彩。这意味着关于南戏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 ,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 ,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 ,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 ,由于历史的原因 ,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 ,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 ,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 ,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 ,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 ,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 ,就显得尤为重要     

寒山诗被“垮掉的一代”所接受之原因探赜——以加里·斯奈德英译本为例

寒山诗被美国“垮掉的一代”所接受不仅是因为斯奈德英译寒山诗中所刻画的寒山子举止与“垮掉的一代”的举止相一致，更重要的是由于译诗所体现的原诗的圆融境界、澄明境界、大乘境界等禅悟境界分别与“垮掉的一代”精神上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对本真之我、对“群众英雄”的追求相契合。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揠苗助长”与“拔苗助长”

"揠苗助长"源于<孟子·公孙丑>.说宋国有个人,嫌禾苗长得慢,就一棵棵往上拔,最后禾苗都死了.<现代汉语词典>:"[揠苗助长]…也说拔苗助长."但现代生活中常常只用"拔苗助长",这是为何?其原因大约有:     

“道”与“Ereignis”

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道家思想有一种“非血缘”的亲和与相通,这尤其体现在中国道家的“道”的本源性意义与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本源性意义的相通。“Ereignis”可以译为“自然”。     

“老大”与“老一”

“老大”常指排行第一的人，这个义项被广泛用于指排名最前的人或组织、团体，进而引中为一个群体或行业的领导者。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加害者”与“被害者”

:日本是二战的“加害者”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不仅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的灾难 ,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日本人民也饱尝战争的艰辛 ,从这个意义上说 ,日本人民最终也是“受害者” ,但两种“受害”性质不同 ,不可混为一谈。日本人民也需要和平 ,但日本国内并未反省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逐步向军国主义靠拢 ,日本政府对此采取纵容态度 ,若此以往 ,日本可能重新成为“加害者” ,并产生更多的“被害者”。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文明”与“文化”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凭借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一元的,文化是多元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不同文化系统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过程。而文化系统间要素与功能、结构与建构的复杂关系,又使得这种影响和渗透变得更为复杂。只有将共时的结构主义与历时的建构主义统一起来,才有可能既看到文化系统的自恰性和稳定性,又发现文化变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徽”与“徽州”

日本学者笠原仲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对“徽”字作了考证。令他大惑不解的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竟然是一块绑腿布。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徽州”这一地名的来历,是宋徽宗要将这个美好的文字赋予歙州这块地方,还是他对于方腊起义之后的这一方土地命名另是深意？     

“出乎意料”与“出乎意外”

在现代汉语中,＂出乎意料＂与＂出乎意外＂的意义用法基本一致,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出乎意外＂的使用频率却远低于＂出乎意料＂。在人民网检索＂出乎意料＂获得用例2830个,检索＂出乎意外＂获得用例26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