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青年的形成机制及主体性建构：基于个体化的视角

返乡青年成为乡村振兴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返乡青年经历了从脱嵌农村到再嵌城市即进城,从脱嵌城市到再嵌农村即返乡两个阶段。进城阶段,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家庭关系的个体化演变以及生活方式的个体化选择构成了第一阶段脱嵌农村的现实动力。制度化“再嵌入”困境和“去传统化”的现实隐忧则成为嵌入城市的阻力。返乡阶段,其动力因素来自城市端、农村端、个人端等多重维度,也面临政策执行度、乡村生活再适应等阻力因素。返乡青年“乡—城—乡”的空间流动蕴含着个体主体性的建构。同时,应当充分认识到个人主体性实现限度,努力为返乡青年增能赋权,依靠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制度的有效保障不断夯实激发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的现实基础,为返乡青年主体性自觉提供更多机会,释放更大空间。     

返乡青年短视频媒介实践考察

近年来,返乡青年拍摄了大量短视频,具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返乡青年呈现较真实的乡村视觉符号,实现了乡村再出场,并革新叙事内容和叙事视角以完成乡村的积极可见性塑造,通过“地方再造”恢复乡村的在场性;其次,在脱嵌与再嵌入的身份游移过程中,短视频实践成为返乡青年建构新身份、实现新认同的工具,并不断在自我确认的“自适应”和互动反馈的“他适应”中进行身份调适并实现身份重构;同时,返乡青年短视频实践生成“地方”的数字化图景,为身处都市的个体提供了追寻乡土记忆、寄托乡村情怀的共情空间,大众围绕短视频互动形成关于乡村“共同的想象”,并完成乡村公共家园的集体建构。但该群体的短视频实践具有新异化的隐性趋势：拟像符号的拼贴易让乡村成为“被展示的景观”,使被祛魅的乡村再次被赋魅;对乡村的怀旧式书写具有幻象性与暴力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理想消解现实。     

能动的嵌入性: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与功能定位

青年返乡创业潮的形成,得益于人们对经济类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以及数字下乡催生的电商直播销售兴起等。“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包括“能动式嵌入”与“嵌入式能动”两个层面。“能动式嵌入”阐释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如何在要素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对市场剩余的吸纳：通过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情感嵌入,创业者实现了对劳动力的组织与管理,推动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嵌入式能动”讨论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返乡青年的利益与价值实现镶嵌于乡村社会中,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担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返乡创业的实践衔接了农村与城市两端,推动了城乡要素流通与整合转化,进而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青年返乡创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角色需要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从“市场替代者”转向“市场配合者”。     

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视角

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效性之间的落差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落差的产生和存在原因很多,从教育者本身考察,轻视或忽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视角,是道德教育实效性弱化、甚至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的人是道德生活的主体,具有为我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解决落差问题的一个关键就在于重视并确立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视角。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何以被激发：一个案例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力量,其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现实发生条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农村产业基础的日益夯实,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部分地区逐渐完成从“退回来”(被迫式返乡创业)到“跑回来”(主动式返乡创业)的转换。近年来,处于珠三角经济辐射带的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通过减少和消除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息、成本和能力障碍,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为提炼政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案例研究素材。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返乡问题调查与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大批农民工返乡.我国政府实施了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沿海地区和江西省经济开始回暖,返乡农民工陆续外出打工,外出人数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工"生命周期"等原因,帮助、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并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根据不同类型,帮助、扶持返乡农民工实现创业和就业.     

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的社会支持要素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大学生在乡村建设中责无旁贷。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有利于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由于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社会性,大学生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因此全社会应在政策、资金、教育等方面对其进行有效支持,确保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活动顺利开展,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看张白桦及其文学翻译

翻译主体性在一个对话性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发展,不再被禁锢于静止的历史意义和恒定的文本意义中。文章通过对翻译家张白桦的文献翻译宗旨和实践进行探讨的意义在于彰显其在文学翻译时的主体性,并着重探究了译者对于原文和翻译方式的选择,其翻译目标、翻译主旨、审美意识等主要因素。     

论乡村振兴的精准推进——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口迁移出现了新态势,以农民工回流创业为表征的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乡村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补位,是长期"民工潮"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乡村实践自我变革的一种现实需求,乡村发展的主体缺位也呼唤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而既定制度与政策体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一种内在需求。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诸内涵——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宜居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可成为未来精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依赖主体。因此,应当在增强农业基础发展动能、巩固保护型乡村基本制度体系、提升人力资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层面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论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与集体行动风险

青年农民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与此同时,返乡后生活的不适应性以及多年城市生活积累的相对刺夺感,给返乡青年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而加入灰恶化组织后,严密的组织性与高度的集体行动能力,为返乡青年农民的集体行动提供了组织条件,使农村青年的集体行动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就业的同时,还必须通过组织替代、价值重塑和规范建设,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的灰恶化和集体行动风险的发生.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青年农民工在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而加入乡村"灰恶化"组织后,返乡青年农民工原有的高度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不仅会使乡村基层秩序失控,而且还会导致农村青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因此,应当通过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强化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联动与共治,来替代返乡青年农民工的组织真空状态,实现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的源头治理;与此同时,通过弱化乡村"灰恶化"势力、加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重塑,来阻断风险的演化机制;进而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重动因与特殊作用

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对于支撑我国外向型经济长达三十余年快速发展功不可没。然而,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景气下行和"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我国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由此迫使大量传统产业外迁乃至淘汰,现代产业资本有机构成又普遍较高,双重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城镇就业环境,原本就十分逼仄的就业空间一再被挤压。许多农民工综合权衡留城与离城的利弊后,更倾向于返乡创业。在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践意义更加突显。     

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实践与追求——基于六省经验资料的分析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受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影响,更关键在于创业主体的自主性建构.本文从创业主体的表达与实践出发,在对经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稳定生活际遇、经济效益以及体面生活形式的追求.三种激励因素的相互作用,型构成一种"三位一体"模式的创业内在机制.在模式结构内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力量的不同构造,使得创业形式与类型也呈现着多样化的趋势.同时,结构化的模式也呈现出创业实践实体理性的特征,使我们看清了返乡创业农民工实践行为中的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     

影响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农民工创业因素分析——基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

外出打工之路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有很多不确定性,因此返乡是她们的归宿.返乡后的她们需要新的经济来源.由于部分人在打工生涯中提高了人力资本,有可能会影响创业的决策.在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对影响其创业的因素给予分析可以看出,女性农民工创业受微观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受中观因素的影响略弱,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则更弱一些.即,国家政策等宏观因素对女性创业决策的影响有赖于自身微观因素或周围群体的中观因素作为媒介进行传导,否则可忽略.     

场域复合:转型期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机制

幸福观是个体对"幸福"概念的一般理解及由此产生的实践行为取向,其实质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制度场域中与他者互动生成的认知偏好与惯习。转型时期受集体记忆与现实场域双重作用,返乡青年农民工幸福观的生成为前现实域、想象域、镜像域和后现实域四个不同阶段的场域所型塑与重构。青年农民游走于城乡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乡土性与现代性此消彼长、交织存在于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场域中。不同场域的复合叠加、乡土性与现代性在各场域的交互作用、自我与他者的内外互动,三者持续的互联耦合,最终促成了返乡青年幸福观的形成与重塑。分析农村返乡青年幸福观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我们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更好地引导其发挥主力作用,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维度。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龙岩市的调查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最主要问题。本文基于福建省龙岩市的调研数据,从融资渠道、融资可获得性、融资成本、融资效率等4个方面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融资的行为特征,进而从创业者年龄、创业者最高文化程度、创业年限、经营规模、行业类型、地区分布、社会资本情况等7个方面对融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创业者年龄与融资成功率呈现明显的反向关系;创业者最高文化程度与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成功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创业年限和经营规模的增加,返乡农民工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成功率逐步提高,而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成功率却趋于下降;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和地区差异性;社会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农民工返乡就业服务的现状分析——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在当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就业服务过程中,政府在服务理念上亟需提升和深化.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需求缺乏有效回应,农民工在就业服务需求解决的过程中参与有限.根据新公共服务理论,本文认为要切实维护返乡农民工的公共利益,政府需要建立以农民工利益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增强政府对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的回应力.同时,我国还需要构建有关农民工返乡就业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机制.     

基于SWOT模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突出反映的一个社会现象,该现象出现的必然原因和它对农村建设可以发挥的作用都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通过SWOT分析发现,浙江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但是在没有外界力量的支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要想获得成功有很大的困难.调查研究表明,构建一个由金融支持体系、创业辅导体系、创业机会集成体系、创业服务体系构成的,较为完善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对于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能起到良好作用.